包邮西南民族生态博物馆研究

　　其次，基于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民间组织也开始涉足生态博物馆领域，为中国生态博物馆新模式的探索和资金投入作出贡献。如2005年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出资、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负责建设和管理营运的贵州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它是中国较早利用社会力量兴建，而非政府占主导角色的民营生态博物馆。　　再次，不同专业的学者从民族学、生态学、建筑学、美学等不同的视角展开实地考察及研究，这种研究随着梭戛生态博物馆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而逐渐具体和深入。学术界较一致地认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现存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生态博物馆与社区缺少内在联系，有沦为传统博物馆的危险；社区旅游被过度开发，造成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两者关系的失衡；无论从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程度还是生态博物馆本身的经营管理体制，当地居民都不能顺利完成从“被保护对象”到“文化保护主体”的身份转换。　　*后，国内外大量旅游者的造访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动力。本世纪初，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步伐加快，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车轮中飞速丧失，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是愈演愈烈，社会上由此刮起一股“怀旧风”；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旅游业亦不能满足旅游者深层次的审美和精神需求，民众对传统文化和自然和谐生态环境的向往，滋生出以“农家乐”、“民俗村”为代表的生态旅游这一新名词，而以“文化原地整体性保护”为特点的生态博物馆顺理成章地成为生态旅游的首选地。　　除了上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这一阶段的另一标志性事件就是前文提到的2005年6月在贵阳召开的以“交流和探索”为主题的“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在此次论坛上，除各国交流经验教训外，中国生态博物馆首次被置于国际舞台，接受来自包括国际生态博物馆先驱戴瓦兰在内的15个国家的百余名博物馆学家的审视。此次国际博物馆学术论坛选择在中国召开，其本身就宣告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再者，各国的评价和建议也促使中国学者对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全面反思。　　纵观中国生态博物馆三阶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以“理念先行”、“自上而下”为良好开端，“我（政府与学者）帮你（村民）建，而非我（村民）想建”的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原地整体性保护项目，其“中国制造”的特点注定它将在不断探索与反思中前进。　　总而言之，生态博物馆理论不仅是在对传统博物馆的弊端进行批判下的产物，也是博物馆界对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破坏及环境恶劣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积极反思。尽管生态博物馆*初生长的土壤是像西方那样已经具备高度文化自觉且物质水平相当发达了的社区，但它强调通过探究地域社会人们的生活及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演变过程，对当地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实施就地保护、培育和展示，从而促进地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不论是在社区发展层面还是在文化保护的层面皆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因此，这种新博物馆实践迅速在全球蔓延。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同样遭遇到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恶化，还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丧失等新的危机。拥有多彩民族文化的中国，是亚洲较早传播和实践西方生态博物馆理论的国家之一，目前它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态势仍呈燎原之势。基于中国生态博物馆大多选择在“经济落后且缺乏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地区，它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于内，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不仅将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对话，也能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创新及社区的和谐发展注入新活力；于外，“中国化”生态博物馆将丰富世界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模式，充实世界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体系。此外，它的经验与教训也将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参照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