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弗洛伊德

两种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后的心灵模型以两种本能理论著称。它为弗洛伊德奥林匹克式理论建构斗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由于下面即将给出的原因，很多当代心理分析学家都不欢迎这一模型。（因某种原因法国除外。）
　　晚年的弗洛伊德相信：心理分析早期阶段对力比多的专注，忽略了人类事务中侵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他就这一主题先写了几篇临床论文，然后提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推断，大意是：全部生命就是作为“生命—力量”的力比多和被他等同于“死本能”的侵略之间的斗争。于是，他把生命视为这些原初力量之间的不断战斗，结果是后者（死）必然战胜个体。然而，通过个体和集体对破坏力量的不断斗争，文明的连续性和力量得以增长。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无止境的循环“超出了快乐原则”，并且说明了人以循环方式重复心理痛苦处境的倾向（重复强制）。因此，这种循环式重复是潜在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外部表现。
　　到此为止，这是弗洛伊德*具哲学意味的观点。很多分析学家认为它没有任何临床意义；而且，与其说它关注的是消极本能，不如说是生物细胞的死亡。这个现象学舞台与下述舞台极为不同：在这个舞台上，复杂的个人内部和人际间整合同时为两个目标服务：满足与理想平衡。
　　即使人们承认这些反对意见，人们也不应低估弗洛伊德的预见天赋。例如，生物遗传学中的*近发现表明：甚至在健康的个体中，也存在着一种关于循序渐进的细胞死亡的先天机制。（令人沮丧的是，也许它们在幼小的胎儿中就已存在了。）*近，胚胎学家们明确指出，在早期生命和青春期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不必需的细胞就会被剔除。当前的生物理论家提出，这一过程消除了那些早期阶段需要、而后期阶段不再需要的细胞。
　　就一个更大的范围而言，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来说，人类历史总是悲剧性地为不间断的残杀所打断。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战争、种族灭绝和“政治压制”等——常常用后催眠主体合理化其脱离现实的“指令”所使用的同样的逻辑关联并以回顾的方式加以“说明”。
　　我们还应注意弗洛伊德在其*后“理论”中，向团体及政治国家命运的回归。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和危机
　　“在个体童年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种族童年的画面——一个人类种族的发展画面，而个体的发展事实上不过是在偶然生命环境影响下的一种简约的再现。”
　　——《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第5卷，《梦的解析》，“后退”（1990），第548页
　　尽管从分类上看不是精神生命的一种“类型”，但俄狄浦斯概念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之作出独立的研究。
　　为了理解俄狄浦斯概念在正统心理分析中的核心地位与意义，同样重要的是把握其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演进情况。我们已经注意到弗洛伊德的下述主张：除非本能的性冲动从一出生就被视为明显的和有影响的，否则，人的动力行为及其机能失调就不可能达到临床上的和逻辑上的一致性。
　　根据弗洛伊德的图式，通过一个连续的生物学进化以及人的适当的抚养环境，婴幼儿注定（不情愿地）放弃“原始”快乐：接近母亲的乳房和身体、对母亲的关心与慈爱的表面上的独占性以及括约肌“游戏”的快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赢得强大的、理想化的父母—看护者的正面注意（后者自己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些相同放弃的“守法”的幸存者）。在用他或她的“基本”快乐换取父母认可的过程中，婴幼儿通过一个日益增长和不屈不挠的认同过程获得了“他们的”超我。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视为艰苦的、里程碑式的和构成性的。
　　尽管乳房和其他小“战场”可以相对容易地被转让出去，但孩子的生殖器兴奋、快乐和幻想却呈现为一个更为复杂的本能性战场。在此战场上，更多的内部、外部力量参与进来。弗洛伊德在若干场合注意到，产生肉体快乐的神经生理“态度”一旦在经验中加以确立，便只能不情愿地被放弃。患者之所以对分析治疗中的疗法“变化”产生抵抗，原因便在于此。
　　一个自己进食、“断了奶”且能进行语词交流的3岁或4岁孩子已经是一个“小人”，具有活跃的和复杂的幻想生活，具有很多技巧，且具有推进他或她特殊的重点和目标的能力。弗洛伊德相信，到了这个年龄，两性都进行一种积极的“浪漫”运动，以确保异性父母的爱和专注。这项持续几年的计划伴随着手淫的思想和幻想以及未成熟的手淫式自我刺激。这种行为的显著迹象（至少在弗洛伊德时代）遭到父母的劝阻，令孩子想起了早期的一些禁律，如必须断奶和保持干净整洁等。
　　于是，一个新战场出现了。
　　幼儿希望表现得“好”，以取悦于他的父母及其不断增长的内在代表——超我。“稍大的”孩子通常以一种基本上不存在问题的方式“控制”其进食和大小便，而他或她的特定生殖器冲动和需要，则会不断地对他或她的终生的意识、倾向和侧重点发生影响。在很多方面，一个人对性“需要”和“选择”——不管是否难以驾驭——的控制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总的命运。这些变化也常常影响国家的命运。
　　早在儿童时期，与性欲的抗争就导致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对这一冲突的充满矛盾的扩充后来支配了成人的性方案。例如，一个小女孩可能希望她妈妈“死掉”，以便她现在可以成为唯一对她爸爸的床、物品和（将来的）婴儿提出要求的人。然而，她几乎无法避免因这样消除她亲爱的妈妈所带来的问题。在童话中，这个问题以下述方式得以“解决”：把重要的女主人公分为女巫和守护神，或者分为死去的“好”妈妈与邪恶的、活着的继母。
　　同样，渴望成为他妈妈唯一所有者的小男孩必须面对对他亲爱的男性“理想”和保护者的清除。在神话和童话中，这种情况常常以这种形式出现：一个“敌人”——常常在某些方面与父亲相关——杀了他的父亲，或者失去父亲的儿子试图为他的死而复仇。在寻找仇敌的过程中，“没有父亲的”儿子历经磨难，死里逃生，终成一位神勇的武士，从而博得以各种方式伪装起来的公主的欢心。（无论在清醒状态还是在梦中，忠诚和亲生父母总是可以平稳地相互置换。）
　　这些主题的各种变形为大量世界古代和近代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文本，也为宗教和神话提供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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