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事业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两年前，由我们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甫经出版，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纷纷建议我们要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这样的情况，与其是对编者的鼓励，莫如说是对那一时代倡行社会调查之众多先驱者的赞誉。正是这些先驱者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和不厌烦琐、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才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纷扰不已的乱世硝烟散尽之后，仍然给我们留下如许丰富的数据、如许多彩的文字，让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以及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如许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这大约也是今日矢志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的心声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但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力工作*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汉的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打倒，礼教打倒，旧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及目下见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阔斧一扫而光之势”。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于“革命”的狭隘定义，这样的社会调查运动，理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何况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是很早就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后来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过程中，这些绝大多数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革命领导者，更是把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和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致国外有学者把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调查，称为国内外*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　　但是要将这样一种在西方近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移植到当时的中国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在一个基本上不具备社会调查土壤的传统社会搞调查，搞得不好，或许同样也会像其所批评的全盘西化论者或革命虚无主义者一样，陷入“穿洋靴于缠足”的困境之中。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传》的寓言式传记，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确、不讲效率、马马虎虎的行为习惯给予辛辣的嘲讽，然而这样一种在西洋镜透视下的“懒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恰好又是一位“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的有德行的人，是一位“样样事情想得通、看得破”的“圆通大师”。（见叶圣陶著：《文章例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而李景汉先生之所以在大学课堂上“跼蹐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前排而次前排，由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者之后”，那又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感受；一旦回到国内，他所要遭遇的恰是那些不具备这种起码的普通公民常识的民众，是一个不具备“近代国家资格”的“有民国而无国民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事实上并不缺乏调查这样的信息采集活动，只是这样的调查*终的目的无非服务于统治者的征赋加徭，故而当一种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社会改良的新型的现代社会调查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反过来却要遭遇这些预想中的受益者种种似乎不可理喻的误解、抵制或敌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从事社会调查，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从而获取被调查者的信赖，另一方面往往又要对被调查者进行一番改造。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序言中写道，从事社会调查，“调查者底技术，固须训练；被调查者也同样的须受技术的训练。譬如我们为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的情形，而要它们记帐，便须先训练它们能写、能算，就是说，它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它们培养起来”。他还以建房子做比喻：“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正是工料全无。我们须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就此而论，作为近代中国观念变革之产物的社会调查运动，反过来又成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真正通道，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深入传统社会关系内部的同时，又悄然改变着这一社会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观念的变革。至少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例如定县实验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