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但我们认为，书籍性写作带有较强的离境化或记言性特征，代表了书写从物名存在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的理性主义倾向，是文字发展史上的更高阶段，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文化类型。而殷商在整体上还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仪式时代，即使存在书籍性写作的萌芽，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书籍书写时代还没到来；即使殷商时期出现书写时代的符号元素（竹简），也不能在整体上否认该时期的物名性、记事性书写的特征，以竹简为表征的记言性、不在场书写还没有成为汉民族文化场中的主导型。在中国汉字书写史中，真正脱离在场事件而进行离境化的、独立的文人写作，由记事为主转向记言、代言为主，还是出现在所谓的“轴心期”——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竹帛书写的普遍使用为标志。　　根据意指定律，符号所指的性质决定符号意指的方式，符号意指方式决定符号的结构方式。具体说来，汉字所指的物名关系性越强，文字的题名性越强，在结构形态上便越是以独立的、个体的、非连缀性句子篇章的方式出现。物名性越弱，文字的所指越是远离在场物，在结构形态上便越是倾向于线性铺排。文字*高抽象程度的语义性所指是拼音文字的音素，它在意指方式上是约定性编码，在结构形态上线性程度*高。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一文本的五个翻译件中，非拼音的汉字文本*薄。这意味着汉字书写的非线性的简约特征，或者说拼音文字的书写文本的线性连缀结构更为突出。就汉字内部而言，甲金文时期的物名性决定了它的非线性铺排特征，其铭文或卜辞以短句、短篇为主，以几个、几十个字为常态。长句和长篇的书写的兴起，还是在《春秋》的出现及其以后的写作中才逐渐体现出来。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强调汉字所指的表音性（我手写我口），因此，汉字书写的线性铺排达到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所以，汉字经历了一个从情境在场性记事为主到离境化记言为主的历史性转化。在这个转化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只有巫师之类的仪式符号操作者。汉字的使用仅仅是图像、仪式、话语等多种仪式符号中的一个要素，而并未成为仪式文化符号场中的主导型。只有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典籍或书写文化时代，汉民族的文化符号场才逐渐由汉字符号主导，这标志着华夏文明轴心期的到来。　　（3）符号关联度强上古象形字的物名性、记事性书写，呈现出实物符号、图画符号、话语符号和文字符号相交织跨界的类符号特征。根据我们讨论的意指定律，所指的性质决定了编码乃至符号结构的性质，这个符号结构也包括符号间性即符号关联度——异质符号之间的补充关系。　　甲金文在所指上具有介于在场物和现实物之间的类符号性质。其物名关系性与在场物有关，这一特性决定了甲金文在符号间性上需要异质符号的补充。也就是说，一个符号所指的实体关联度（与在场物的接近）程度，决定了该符号对符号间性、对符号场的依赖程度。符号所指越接近在场物或物名关系，符号的能指形态越是简约、异质性越强，越需要其他异质符号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