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散

　　我是仰望着施蛰存老师，而走入华东师大校园的。　　在鼓浪屿有位爱书的朋友，爱玩桥牌爱看书，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他看书如做校订，每见书中错失，一一列出加以校正，再寄给出版社，还多次收到出版社的感谢信。他的家就像图书馆，四壁书橱装满了书，解放前的绝版书尤其多。从他那里我借阅了不少像《飘》、《基督山恩仇记》这样的当年的禁书。高考之后，我渡海上他家去，他听说我考取了华东师大，兴奋地从书架上寻寻觅觅，找出一本施蛰存著的《上元灯》，对我说：他将是你的老师。三十年代他是著名小说家。但给鲁迅骂过后就倒霉了，也不写小说。这是我**次知道施蛰存先生的名字，也顺便借阅了《上元灯》。那时文学知识浅陋，这本小说也只留下清新洁美、不同时调的印象。假期里我又从朋友那里找来鲁迅的一些文章，后来又看了文学史的一些论述，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鲁迅的骂影响了施蛰存老师的一生，也因鲁迅的阴影，压抑了他一生的发展。　　到我进入校门，施老师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赶到中文系数据室去做资料工作，不让授课了。我也就无缘亲聆教诲。大跃进时代，科研也搞群众运动，那时正编大辞书《辞海》（十二卷本），各大学文科都分配到一些辞目，由几位同学一组对分配到的一条辞目作增补修订。同学热情有余而学识不足，到处问老师，也到资料室向施老师求教，他会告诉同学到什么书，大致什么地方找。果然每每按图索骥都一索即得，施老师是活字典的美谈也就在同学间传开了。大学期间也仅一次看过施老师高高瘦瘦的身影。　　我是到了香港才和施老师有了联系，接受他的教诲的。　　八十年代初，我在复刊的老牌《良友》杂志任执行主编。那时中国刚刚开放，大家都急切想了解内地的事情，许多老作家成了“出土文物”；为了让这些作家重返读者之间，我开了介绍大陆、台湾老作家的栏目。　　这时我想到了施老师，也于此时，在台湾出版的书籍中，读到苏雪林评价施老师小说的文章，姚一苇的一本文学评论集又提到，施老师在厦门大学时怎样教他写小说的往事。于是开始了我与老师的通信，不知深浅地把我少年时的想法跟老师说了，又告之今在台湾而与他有过交往的作家近况，恢复他们中断数十年的联系。我还请求施老师写与鲁迅交往至笔战，甚至被人拖入第三种人是非的真相，以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施老师很干脆回绝了，跟我说：除了《现代》回忆录写的，别的什么都不写了。　　那时国内的气候，仍晴雨不定，反反复复。《良友》作家专栏只介绍了巴金、冰心、苏雪林、林海音、胡风。某一天老板从北京回来说，介绍作家太敏感，于是正在筹划中的施蛰存、辛笛、师陀数位，也就半途而废，没有做成。这件事我一直引以为憾。不久，我也辞职离开了《良友》。　　在交往中我感受*深的是施老师对晚辈的关怀。　　往事中我印象*深的是关于姚一苇的：姚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与同学谈恋爱，在南普陀越轨，有人给学校打了小报告。校务会上主流意见是姚败坏校风，应开除学籍。施老师独排众议，认为只要他们肯结婚，证明他们相爱，就网开一面，保留他们的学籍。校方接纳了施老师的意见，姚一苇才没被逐出校门，成就他为著名的剧作家、教授。近者，是校友童桐告诉我的：有位酷爱传统诗词的北大物理系学生，向施老师主编的《词学》投稿。不久，他就收到施老师回信，信中多所勉励，说虽是理科生，古典诗词的技巧超过许多中文专业的学生，还提醒他技巧是手段，须有充实和丰富的内容统率。为鼓励一个理科生，还登了他两首词。这与他给我的教诲是一以贯之的，老师来信中说：近来老一辈的文章都空得很，XX、XX、XXX似乎都是挤出来的，新一代的作家也不会写报刊杂文，总是文艺腔很浓厚。你应当努力于培养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