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满纸浮世绘-闲话《金瓶梅》

《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 云霞满纸浮世绘 闲话金瓶梅》：　　《金瓶梅》没有写英雄。严格说，《金瓶梅》只写了一个英雄，那就是武松。武松是兰陵笑笑生从《水浒传））嫁接过来的人物。武松在《金瓶梅》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金瓶梅》要描写的，只是普通市井人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人物是平凡的，故事也是平凡的。人物和故事同时高度地逼近生活，与传奇告别。从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当代化、情节的非传奇化这三个方面看，《金瓶梅》的创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意义。这种探索影响深远，为宋元以后兴起的白话小说、通俗小说的发展揭示出广阔的前景。《金瓶梅》没有写光明。兰陵笑笑生所勾勒的，是一个没有光明、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前途的社会。无可救药的人物、无可救药的社会，《金瓶梅》给读者的整体印象就是这样。《金瓶梅》选择了市井人物中*恶劣的成分——市侩来做主角。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是典型的市侩。不仅如此，《金瓶梅》在处理书中绝大多数人物形象时，都体现了一种尖刻冷峻的态度。兰陵笑笑生有意识地在努力发掘芸芸众生心中的“丑”与“恶”。历来小说受儒家思想支配，离不开善与恶的对立这一模式，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模式。《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和曹魏集团的斗争，《水浒传》中绿林好汉与贪官污吏的斗争，《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妖魔的斗争，都是善与恶的对立。小说家依据这一模式来塑造人物、设计布局。放弃善恶对立的模式，不仅是一种创作的选择，而且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选择。兰陵笑笑生的选择深刻地反映出他对人性、对社会的看法。　　兰陵笑笑生在创作这新的题材的时候，在他的目光向着普通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寻觅的时候，—下子面临中国小说史上的三个历史性课题（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当代化和情节的非传奇化）和一个固定模式（善与恶的对立）。应该说，他的文学尝试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兰陵笑笑生在解决三个历史性课题和打破一个固定模式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失误。大量的淫秽描写、一些不必要的性描写穿插；场面的烦琐重复，许多描写的臃肿、冗长；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模糊、前后不一、发展不自然；情节的前后抵牾。这些都是明显的缺陷。　　兰陵笑笑生之所以能够进行大胆的探索，是因为他恰好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时代。所谓“宽松”指的是明朝中后期文化界的情形。从杨慎、吴承恩、李开先、徐渭、李贽、屠隆、汤显祖、袁宏道、钟惺、冯梦龙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松动”和“宽松”。尽管他们在整体上未能冲破儒家思想的传统藩篱，但他们在很多局部的问题上却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很多抵触之处。儒家讲文以载道，而《金瓶梅》却很难和“道”联系起来。满文译本《金瓶梅》的序便不客气地指责《金瓶梅》“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恃强欺凌、构陷诈骗、设计妄杀、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者无一件”。儒家向来厚古薄今，而《金瓶梅》却摒弃了取材历史、取材典故的传统，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与灵感。儒家宣扬英雄史观，而《金瓶梅》却偏偏没有兴趣写英雄。儒家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金瓶梅》却展开了性的描写。儒家思孟学派讲人之初，性本善，《金瓶梅》却大力发掘人性的丑恶。在兰陵笑笑生描绘的世俗人间里，没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没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叹息都没有。人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对于酒色财气的追逐；能够听到的，是津津乐道的小市民的处世哲学。　　从文学的传统来说，《金瓶梅》对人性的“丑”与“恶”的发掘，固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是，这种发掘对于“瞒和骗”的传统却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人们可以责备兰陵笑笑生没有写光明；可以责备《金瓶梅》的描绘“沉闷窒息、漆黑一团”；可以责备兰陵笑笑生对黑暗与腐败没有鲜明的憎恶，没能施以有力的鞭挞；可以批评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纵欲无度的放荡生活有那么几分艳羡之情，但是，人们不能说《金瓶梅》对人物、对社会的描写不真实。　　《金瓶梅》对人物、对社会的阴暗面的暴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小说，包括像《水浒传》那样杰出的作品。其真实和深刻的程度，在以后的古代小说中，也是罕有其比的。私有制产生以后，人类的贪欲就一直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推动着或破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贪欲早在先秦的法家那儿就已经得到了尖锐的剖析和冷峻的总结，性恶论就是这种剖析和总结的成果。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这种贪欲一般只是附着在反面人物的灵魂之上。到了兰陵笑笑生的笔下，这种贪欲才得到了如此充分、不加粉饰的正面描写。兰陵笑笑生把这种贪欲几乎赋予了《金瓶梅》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到了清朝吴敬梓的讽刺巨著《儒林外史》，又把对这种贪欲的描写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