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用人思想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宋徽宗时，奸相蔡京与宦官童贯等人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地引导皇帝过上穷奢极欲、荒淫糜烂的生活。为了满足徽宗对奇花异石的喜好，他们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搜刮东南花石。应奉局的吏役如狼似虎，凡是被他们看中的奇花异石，便强行掠走，物主稍有违抗，轻者囚禁，重者杀头。掠取时，掘地挖坑，遇墙凿墙，遇屋拆屋，并借机勒索。许多百姓因家里有花木奇石，即被搞得倾家荡产。搜刮的大量花石都通过大运河和汴河用船运到京城开封，称为“花石纲”，沿路同样大肆扰民。当时的方腊起义就发生在受“花石纲”祸害*深的江浙一带。　　奸臣无一不是喜欢享乐腐化的，因此无一不是贪污犯。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朝廷大权的权奸，其聚敛财物的贪婪程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清代的和坤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珅凭着他一套阿谀奉承、拍马迎合的本事，博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飞黄腾达，成为一等公、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身兼多种要职，权倾朝野。作为朝臣的权力和地位有到顶的时候，但财富却没有到顶的时候，和珅的*大喜好就是无休止地搜刮财富。乾隆帝去世后第六天，嘉庆帝便雷厉风行地查抄了和珅的家，抄出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八亿两。有人计算，乾隆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七千万两，他的财产已超过了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也就是说，和珅为官二十余年，平均每年都有相当于清政府一半的财富收入落进了他的腰包。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面对巨大的贪污数字，人们总是一脸迷茫：他们贪污的钱早已超出了可能的实际需要，要这么多干什么？可能贪到一定程度，心理就会发生扭曲，对享乐的实际需要会转变为对占有财富的数字追求。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反正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总是要取之于民。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里，百姓承担正常的赋税已经是很困难了，再加上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疯狂榨取，百姓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节忠奸之别　　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做官有忠臣奸臣之别。人们习惯上所说的这种忠臣奸臣，是广义上的概念，忠臣，泛指德行好的一类臣子；奸臣，泛指德行坏的一类臣子。其实，古人对于这两大类臣子还有更细的分类，其中对于忠臣奸臣还有狭义的定义。汉代刘向在《说苑·臣术》里将两类臣子的行为分别概括为“六正”“六邪”。虽经后代不断演变，但大同小异，大致如下：　　“六正之臣”包括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其中居第二位的“良臣”，武则天称为“大敬之臣”，其他皆同。　　圣臣的表现是：能够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魏征语），高瞻远瞩，预见未来，见微知著，消灾避祸，使君主永远立于光荣正确的地位。　　良臣的表现是：对君主尽心竭力，随时进献好的意见，并用礼仪进行劝勉，君主有好的想法就加以促进，君主有过失就及时匡正，即所谓“顺其美，匡其正”，而且所有重大成功都要“归善于君”（武则天语），一切成就都是君主英明领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