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何以言

《诗经》在世界
　　开辟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运河”。一队队“驼舟”，运载着经济文化，从长安，经过西域、中亚、西亚，远达罗马帝国。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是必然学习《诗经》的。由于中亚、西亚古国先后衰亡，西域各族变迁演化，历史资料多已散佚，我们已得不到《诗经》流传情况的具体记载。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5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碑文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碑文中引用《诗经》词语二三十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这一点资料，在久被淹没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提供几丝确实的信息：《诗经》在一千五百年前已经传到西亚、中东和欧洲。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马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文化，五经之首的《诗经》，传播相当广泛而长久。在以后的漫长交往中，这些地区多有通晓汉学的人士。据越南有关史书记载，《诗经》是多少世纪以来越南人喜爱的读物，李朝十世科举考试内容有《诗经》与《书经》；黎朝十二世科试以《诗经·小雅·青蝇》句为题。《诗经》是读书人熟诵的课本，在越南古代诗文和文艺作品中，普遍引用《诗经》的诗句和典故。从14世纪至18世纪有多种古越南文字译本；18世纪以后，《诗经》进一步在民间普及，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五经和史传传入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中国《南史》和朝鲜《三国史记》分别记载：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讲学，而百济王朝后来又派学者去给日本皇子讲授五经。新罗王朝于公元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公元958年实行科举制度，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由这些事例可以证明，随着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讲学《诗经》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历久不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他撰写的《〈诗经〉说》，在朝鲜全面地贯彻孔子的诗教思想。《诗经》的流传，推动了朝鲜封建文化的发展，也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朝鲜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创作，都对《诗经》有所引录、模仿或借鉴。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其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主旨和经验。这部时调集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19世纪以后的朝鲜，经历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受到阻滞。而1945年光复以来，独立的韩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在这块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基础的国土上，34所大学的中文系将《诗经》设为必修或选修课，《诗经》研究成为韩国汉学界的重要课题，有多种新的韩文译本流传，其中李家源的全译本（1972年）和金学玉的全译本，获得中国学术界的好评。1992年成立了韩国诗经学会。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公元238年，倭女王遣使到魏都洛阳，建立两国关系。4世纪至5世纪，经过朝鲜半岛和海路，汉文化大量传入日本。5世纪的雄略天皇（456—479在位）致中国刘宋皇帝表，用汉字书写，并且引用了《诗经》诗句，这是日本在那时已经学《诗经》、通《诗经》、用《诗经》的确证。唐代，日本经常派人来长安留学，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前几个世纪，都是用汉文抄录和传习，从9世纪开始出现日本译文。《诗经》的流传，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日本诗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与《诗经》有密切联系，10世纪出版的《古今和歌集》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日本对《诗经》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个阶段是18世纪以前的日本古代经学，它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认同。平安时代（8—12世纪）讲学《诗经》，依照汉学传、笺、谱、疏；五山时代（13—16世纪）继续传入宋学著述，汉、宋疏释的歧义，产生了日本学者有所辨析的讲注本；从17世纪的江户时代起，宋、明、清诗经学名著被大量翻刻，中国学术思潮直接影响到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众多的论著和注疏，致力于考辨、抉择和疏解。从总体来看，他们无不以孔子诗教和《毛诗序》阐释的诗教理论为本，表现出朱熹的“劝善惩恶”的《诗经》观。因此，在18世纪初以前，日本诗经学没有越出中国传统经学的樊篱，甚而许多学者用汉文著书，缺乏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
　　第二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日本近代诗经学，它的主要特征是明确《诗经》的文学特质，开拓了超越政治、崇尚风雅的传统，显示了日本的民族特色。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开始了市民文学运动。以伊藤仁斋父子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背离并批判程朱理学和朱熹的“劝善惩恶”说，恢复《诗经》的世俗文学的本质，倡导“三百篇”言人情的诗学观，提出“诗可别解”，为说解《诗经》开拓了新天地。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以来的日本现代诗经学，它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研究的深化和西方新方法论的借鉴。尽管20世纪的日本充满政治斗争、战争交替和战后的艰难，但对《诗经》的译介和研究一直持续发展。据统计，1968—1990年共产生研究文献764种。这些研究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以文学鉴赏的目的对《诗经》各篇的内容和艺术，运用现代文学观点进行阐释，这主要集中于《国风》中抒情性较强的一部分作品，而吸取接受美学的理论，尤其在20世纪后半世纪产生颇多的“别解”；二是对中国传统诗经学的检讨，如对编订、六义、诗序等基本问题，汉宋之争和阐释学名著评析等进行重新研讨，他们注意广泛利用中国学术资料，或补苴罅漏，或开拓新路，起两国研究互补的作用；三是吸取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将《诗经》与《万叶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学的民族性特点；四是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吸取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发展了《诗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并且前进一大步。他们以对中国古代宗教和西周文化的研究为支柱，运用社会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将《诗经》研究与日本古代民俗、神话、歌谣、宗教观念相对比，也通过各民族历史和民俗的比较文化研究，对《诗经》深层内涵进行探讨，有些全新的解释与传统解释大相径庭；同时，他们收集和利用各方面的材料，乃至中国的甲骨卜辞、金文、出土文物，进行具有综合性质的研究，把日本诗经学推进到新的领域。据此看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诗经学，已经突破传统格局，从形式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有重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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