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介入与超越(精装)

　　《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介入与超越》：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起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惟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我们且不问是惟有诗歌还是其他文体更加能够应付现实，这里我关心的，是他所提出的文学关注或者是介入现实的方法，即是“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所以我也同意，文学对现实的介入绝对不能局限于对具体问题的揭示，更加不能停留于现实的表面，而是应该透过这些，按照诗人多多所说的，要“直取事物的核心”，进入本质。在今天这样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具有这样的自觉，或者说，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在此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那它的合法性，它所存在的理由，真的会遭到质疑。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自觉和有效的社会介入，来重建、挽救或者是增强文学的合法性。　　介入的限度与美学的困境　　前面我说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的介入虽然具有一定的自觉，但却是非常有限和不充分的。一方面，中国作家对于社会的观察缺少应有的全面性，很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被文学所有意无意地省略，这也许与目前仍然存在的文学的制度限禁很有关系，但是作家自身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以为他们面对现实时的犬儒主义的逃避，就很迫切地需要正视；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缺少应有的深刻，即使是那些自觉地进行社会批判的写作，所征用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比如左翼的资源和人道主义的资源——往往也是非常简单、匆忙和未经反省的，这都使得社会批判与社会介入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限度。　　是啊，*大的问题还是在思想能力和价值立场方面，这两方面的薄弱可能是我们的文学在社会介入时缺乏力量和存在着限度的主要原因。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揭示确实也有一定的自觉，比如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官场腐败问题和生态问题等，很多作品都有反映。在这些方面，甚至产生过不少在一段时期广有影响的重要作品。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其中的很多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揭示，由于只是简单征用左翼资源或人道主义资源等等，很难应对复杂的中国现实。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价值与思想方面的深刻创造。不过，我们讨论介入的限度，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书写还是有所顾忌和有所选择的。记得台湾的文学批评家吕正惠在反思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曾敏锐地指出过，即使是那些在当时挑战现代主义的回避现实、突出强调“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的以陈映真等人为代表的台湾乡土小说家，对于社会的书写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选择性，比如当时在实际上已经启动的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反映得就不是很充分，而这些运动对台湾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这也就是说，就对社会书写的深度、广度，特别是在对社会核心问题的充分揭示方面，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乡土小说其实是有失职的。我们似乎也应该追问一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书写，是否也有失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