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赛岐纪事

　　《赛岐纪事》：　　五口通商后，赛江的港口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港口经济中，*重要的当数茶叶。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福建省被迫开放的有福州、厦门两个商埠。英国侵略者提出开放福州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了茶叶贸易。当时华茶在英国的销路*大，而清政府严守闭关政策，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令闽茶从陆路运入江西，再翻山越岭进入广东，由“粤之十三行逐春收贮，次第出洋，以此诸番皆缺，茶价常贵。”如果改由福州出口，英商才可以控制茶市，而且海运路程*短，可以大大减低英商贩茶的运费，以获取巨额的利润。　　福州口岸开放之初，清政府仍坚持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直至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断了江西陆路，才不得不同意开放福州为茶叶出口码头。有史料称：“1852年叛乱分子（按，指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装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了当时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时值闽红新秀坦洋工夫初创，坦洋“因滨海交通便利之故，转占输出优越地位”。福安和周边各山县的毛青茶汇集坦洋精制成工夫茶出口。成品茶先用溪船运至赛岐，再从赛岐码头过驳大船运往福州马尾口岸，由于工夫红茶主要用于外销，以赛岐为起点的海上茶路形成。　　早期闽东运往福州的茶叶有两种走法。一条是全程水路，即各地汇集到赛岐码头的茶品过驳大船后，沿赛江南下，出白马门，经三沙湾，过东冲口，进入东海，然后循岸线驶往福州口岸。另一条路则是水陆兼程：出白马门后先从海路到宁德飞鸾码头登岸，然后改用肩挑，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今飞鸾岭南路起步岭尚存的晚清碑刻，记录了光绪五年（1879年）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捐资重修飞鸾岭路的过程；碑文涉及的茶庄包括宁德“一团春”，福安坦洋的“泰大来”“福兴隆”“祥记”等；董事李世镐、王正卿、胡兆江、吴步森四人均为福安大茶商。起步岭还有一碑，上有吴步云名字。据福安岭下村《谷岭吴氏宗谱》收录的吴步云墓志铭记述，吴曾出资整修罗源、连江两县之间的“崎岖险危山径”。以上王正卿、吴步云、胡兆江均为坦洋工夫的创始人。　　茶之运输路线取决于不同茶品的不同包装方式。　　福安当时主要生产j种茶：洋庄红茶、苏庄红茶和京庄绿茶。洋庄红茶主要是工夫茶也包括部分小种红茶，是应海外市场之需，每年多达数万件，全用木箱包装；箱内先套锡箔纸以防潮湿，再内衬扣纸才可装茶叶，钉箱后外贴棉纸，印上商号，再刷桐油，装潢讲究，每箱装精制红茶75斤。苏庄红茶，茶质粗劣，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工夫茶的下脚料，数量不多，用篾篓包装，每件装茶100—200斤；该茶品先运到苏州，再转运华北、蒙古、西藏等地。京庄绿茶，毛茶制好后即运到福州进行再加工，窨花精制成花香茶；该茶品用布袋装盛，袋内衬白竹叶防潮，袋口纽紧后加印记，每袋50—60斤；福安绿茶虽不如红茶多，但每年也有几万袋。以上三种，除了袋装茶适合挑运外，其余只能靠船运。　　坦洋工夫靠着赛岐的港口优势，成为闽红的领军者。光绪七年（1881年），坦洋工夫茶总产量5万箱（每箱75斤，计3.75万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纪录。坦洋村“榷税之征输于中夏，商贾之利施及西洋”。（清光绪《坦洋朱氏宗谱》），因“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清光绪《福安县志》卷之四）海上茶叶之路的畅通使坦洋工夫成为天之骄子。　　在坦洋工夫的带动下，北路茶（闽东北地区所产之茶）得以迅猛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政和工夫红茶创制成功。政和工夫以政和为主，邻县松溪以及浙江庆元地区所产之茶也集中政和加工。政和工夫红茶从陆路经周墩挑到穆阳，再用溪船顺水运达赛岐过驳大船出洋，以赛岐为起点的海上茶路进一步热闹起来。　　2、闽东海上茶路的发展闽东海上茶路开辟46年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都福海关成立，此后三都澳成为闽东广大茶区的天然航运中心。从赛岐港起运的茶叶全部全程走海路直达福州口岸，不再走飞鸾岭官道。根据《三都澳海关十年报（1899一1901年）》的统计，1901年出口货物价值145.3万关两（按，1海关两相当于0.77两），比进口货物超出142.4万关两，进口货物价值只占出口的2％。出口货物中茶叶是大宗，占全部货物的99％以上。三都澳成为赛江航运业的转运口岸和以茶叶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