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桥自横

　　不是每个瑕疵都有修正的机会　　广院的生活被学业和初恋安排得满满当当。军训犹在眼前，大四悄然已至。央视在播音系毕业生中进行了两次选拔，选出他们认为不错的几个学生进入央视进行毕业实习。这意味着央视对你感兴趣，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留下你。被选中已是倍感鼓舞，接下来就要看自己的表现了。承蒙央视厚爱，我在毕业实习生名单上。　　我被指派到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开水、买盒饭、抢着擦桌子扫地之后，开始了编辑工作。　　实习机会来之不易，哪容得实习鉴定上有半点差错。但往往绷得*紧的弦*容易出问题。　　媒体行业的人都知道开天窗是多大的错误，在电视媒体，如果有人开了天窗，那就是播出事故，将成为职业生涯中一个巨大的瑕疵。能以“瑕疵”定论，已经是*轻的“刑罚”了。假如天窗开得够大，时机够巧，看到那个天窗的人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丢饭碗也不是不可能的。　　毕业实习期间，我就差点开天窗，至少是两分钟的天窗，如果噩梦成真，那将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大的天窗，想必我此后也别想再踏进央视门槛半步了。　　那时候，总编室每天承担着制作《收视指南》的任务，每天五段收视指南，就是把当天即将在一套播出的节目缩编，做简要的内容介绍并附上播出时间，提示观众到时收看，这种形式在现在的电视媒体上也很常见，只不过现在的预告基本上只做30秒左右，那时候每段要做两分钟。　　老师让我做编辑，我很高兴。虽然我学的是播音专业，但艺多不压身。很快，我就能独立承担所有编辑相关的工作了—周一早晨去磁带库借出本周要播出的重要节目的带子，用小推车拉到圆楼二层的自编机房，快速浏览并翻录其中的精彩片段，*好在午饭前将所有借来的播出带还回磁带库—播出无小事，电视台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终的播出，播出带不可以长时间被借走。下午我继续在自编机房，对翻录的播出内容进行剪辑。全剪完，就该合成了。合成就是对粗编完的内容进行深加工，做特技，配音乐，铺字幕。合成机房不比自编机房，需要提前预约时间，有时候约不到时间，就只能守在合成机房外，等前面的老师工作结束了，去蹭他没用完的预约时间，等上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我记得那年春节，合成机房被约得超负荷运转，根本不可能给一个实习生整块的时间完成《收视指南》的合成，没办法，我只好在机房外等。台里的业务气氛浓厚，大家都有品牌意识，都希望从自己手里做出的节目有亮点、是精品，所以在合成的深耕环节谁也不肯懈怠。苦了实习生小王，在机房外从晚饭时间等到凌晨一点半，才送走对作品心满意足的老师。　　合成之后，是配音，这是我的强项。自从我接手《收视指南》的编辑工作，就没有麻烦过组里的主持人来配过音。　　播出带全部完成之后，要请主任审片，签字，然后是***重要的一步—入库！忙活了这么多不就是为播出吗？　　毕业实习的日子在这样的节奏中一天天过去，静水流深的中央电视台没有任何动静，既不表示对你的肯定，也未显露出对你的否定。我呢，往返于央视和广院（我还是习惯称我的母校为“广院”，总觉得“广院”是我们的，“传媒大学”是师弟师妹的）之间。每天，都像进京赶考一样。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路途好远啊。央视在军事博物馆附近，广院在定福庄，直线距离27公里，往返54公里，也就是108里地，每天！穷秀才赶考，盘缠自然是不多的，买了学生月票，从广院坐312路至终点站八王坟，再坐1路、4路或57路到军博。如果哪天心情好就单花两块钱坐一次双层巴士（双层巴士不能用月票），如果运气也足够好，可以占到巴士二层的头排座位，那叫一个高兴，瞬间进京赶考就变成了京城一日游。　　现在，有时候我和谭江海开车途经长安街，还会回味那段日子，回味双层巴士二层头排的欣喜。有时候会看到公交车站有学生模样的男生女生揽着胳膊拉着手，闲聊着等车，我们会像当年那样皮打皮闹地笑着说：“你看你看，原来的咱们俩！”　　一天，回到广院已是晚上了，匆匆洗漱完毕，爬上我的上铺倒头睡去。鬼使神差地，睡到早上五点多，激灵一下醒了，脑子里出现一行字幕：“没！入！库！”　　清醒了一下，确认了，的确没有入库！主任签完字，我抱着带子回到办公室，内急，去了一趟卫生间，然后，然后回广院了！该死，*早的一条《收视指南》应该是七点钟左右播出，该死！快，快，快去台里！　　从上铺跳下来，我脸没洗牙没刷，撒腿跑向312路车站，幸好赶上了头班下了车，飞奔到台里已经六点半了。作为实习生，我是没有办公室钥匙的，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保卫处值班室借钥匙！保卫处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旁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值班老师可能去买早点了。我急得团团转，去食堂找怕走两岔，站在那里干等又备受煎熬。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老师回来了。确实去买早点了，端着一个饭盆，饭盆的盖子上是刚出锅的油条。我扑上去，几乎带着哭腔：“老师，你给我总编室节目组的钥匙用一下吧！”他警惕地看着我：“你谁呀？”“我实习生，播出带落在办公室了，马上就播出了。”听到“播出带”三个字，老师立刻不一样了，迅速放下饭盒，打开柜子，拿出一个木质的大圆盘，圆盘上挂满了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有房号。老师稍加思索，同时嘴里念叨着：“总编室节目组。”从众多钥匙里抽出一把，递给我说：“这把，快去吧，回来再补签字。”多么棒的业务水平，如果挨个试钥匙，还不得耗个十分八分的？多么棒的同理心，为了节省时间，他不拘泥于小节，让我回头再补借钥匙的签字。　　坐电梯，上楼，开门，亲爱的播出带就在办公桌上。抱上带子，坐电梯、下楼、冲进播出线。　　播出线的老师看到我，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说：“怎么才来？我正要给总编室值班主任打电话呢。”“别打别打，来了来了。”我气喘吁吁，双手奉上播出带，距离播出时间只有十分钟了。　　从播出线出来，轻松？侥幸？虚脱？都不是，又都有一点。　　后来的事情有些记不清了，好像组里的老师都知道了，找我问过情况？真的不记得了，模模糊糊的。也许是我选择性遗忘了吧，那段日子里，我学会了选择性遗忘，学会了选择性屏蔽。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终由总编室节目组出具的毕业实习鉴定中，对此事只字未提，说的都是褒奖肯定的话。　　总编室的老师，谢谢了，谢谢你的宽厚。保卫处的老师，谢谢了，谢谢你的理解。　　我那大条的神经，谢谢了，谢谢你在凌晨五点还保持的紧绷??　　无意于炖“吃一堑长一智”的鸡汤，但有哲人说不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自审这段经历，也许正是这一点瑕疵刺激出了实习生小王的倔强。　　我的名字里，“骞”有高举、飞起之意。我却好像一直对自己的名字会错了意。小时候，这个名字似乎和哥哥王盾的气质更搭。全优的他有天看到我作业本上的“乙-”，震惊了，“我王盾的妹妹得了个‘乙-’？”他不愿与差生为伍地甩头就走刺激到我，从此我一路优秀，门门功课都是“甲+”。高中时打不过数理化，又开始逃避，是广院的录取体制给了我机会，临近毕业，王小骞，是该“骞”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