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但是这套注音方案公布不久，就发生了“京（音）国（音）”之争。当时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批评了用杂合的方式统一国音的主张，他提出应该选取一个地区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他认为*适合作为“国语”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①后来，许多人参与了这场讨论。经过五年的讨论，*后，以北京话作为基准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达成共识，在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上得到确认。这个会议的《宣言》指出：“（国语）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用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②　　20世纪语言变革中，国语运动本来应当取得更大成绩；切音运动开始之初，许多改革者也曾对这场改革寄予厚望，因为在当时看来，中国文字的主要问题就是言文分离，而他们正是要用拼音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按照乐观的想法，中国文字实现拼音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费力不多，但功莫大焉。然而，在实践中却遭遇方言的阻击。因为中国方言众多，汉语书面语一直承担着跨方言交流的任务，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完全采取拼音文字，同时又保证语言的统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人急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口，让各种方言都拥有自己的拼音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当时许多人已经指出的，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各种方言彼此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几乎全靠书面语维持，因此，任何一种新的书面语都必须具有超方言的功能，而开始被寄予厚望的拼音文字恰恰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早在晚清关于拼音化的讨论中就已经有人“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①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就曾指出：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语运动”在演变中呈现了不断走下坡路的过程：切音运动开始之初，改革者自信满满地推出和实施了各种拼音方案，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王照的“官话字母”因获袁世凯的支持，曾被列入师范和小学的课程，“于是‘官话字母’传遍十三省。”③但是庚子之后，国语运动的重心在从“言文一致”转向“国语统一”，其势头很快就削减大半，其意义也被大大地削弱了：因为在“言文一致”的追求中，“国语运动”的目标是创制一种新的文字，而后来的“国语统一”则仅仅是为统一“国音”做一些准备，如果说前者是一个事关民族历史走向的大事，那么后者就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术工作，其意义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国语运动转向之后，早期改革者兴致勃勃创制的拼音文字被剥夺了作为“字”的资格，仅仅成为注音字母。　　中国近现代史上另一次语言变革运动，即“五四”白话文运动则要幸运得多，它与国语运动的命运似乎正好形成了对比：国语运动参加的人数众多，历史绵长，在推行过程中曾获得晚清、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官方出面数次举办大型会议，很多名人介入其中，但是*终取得的成果并不显著。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只是胡适、陈独秀登高一呼，很快就响应者云集，也很快就成为中国书面语改革的主要方向；汉语书面语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书面语的走向。　　“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在竞争中胜出，取得语言变革的“头功”，*重要原因是它在语言变革上选择了一条“妥协”的路径。在语言变革的原则上，白话文运动的态度是保守的，它不是尝试“文字”的改换，而是着力于“语体”改革，它绕过文字改革这个“难啃的骨头”，通过变文言为白话，解决当时汉语面临的急迫问题，这种方略部分革除了汉语书面语的缺点，却保留了其优点，收取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