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清真寺

第四章
东占部还魂


1950年代初的慕尼黑，满目疮痍。战争期间，因为它远离英国的轰炸机基地，从而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但它仍然饱受重创，损毁随处可见：大剧院广场坑洼遍地，巴伐利亚皇宫破败不堪。教堂和剧院只剩下断垣残壁。活下来的人住在帐篷里。六千人多死去，一万五千人在空袭中受伤。轰炸机扔下的燃烧弹超过三百万颗，占该城面积一半的老城区，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战前的九十万人口中，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有一半逃离了该市，留下来的那一半中有三十万人无家可归 多年后，住房仍极度紧缺，很多人还是三四家、甚至五个家庭共用一套公寓。门铃旁有时会贴有标识，提示找施密特家的访客摁一下，布劳恩家两下，穆勒家的三下，等等。
但重建工程让这座城市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白天，妇女们把碎瓦砾从炸毁的建筑物中拉出来，别的人就用小凿子把砖块凿开，再生利用。建筑工人拉起一条条电线，到了晚上，电灯将残骸照得雪亮：工人们忙碌地将垃圾运出去，再把新砖块拉进来，高低不齐的墙壁上投下了他们变形的的身影。在其他地区，毁坏的建筑物被彻底推倒，为建筑师留下一片空荡的地坪。**不变的就是瓦砾。堆成高丘的瓦砾把城市团团围住，恰如德鲁伊式的纪念碑。甚至在1950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举办“重建日”，给员工们放一天假，来收拾战争留下的残迹。一次这样的活动中，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七千人在一天之内运走了一万五千立方米的碎石，美国军队为此借出了二百六十四辆卡车和四千升的燃料。一天工作结束后，每人都能分到两根香肠，一个面包卷和一升啤酒。
几乎比德国的任何其他城市速度都要快，慕尼黑，重生了。早在1946年初，著名的匈牙利裔犹太指挥家左尔格•索尔蒂就已在领衔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柏林在二战前一直是全国的工业、科学和工商业中心。但在德国分治、柏林孤悬于共产主义东德的情况下，工商企业纷纷放弃该城。西门子等工程实业巨头以及安联保险等大集团逃到了慕尼黑。随着重建过程的提速，当地的公司也开始上路。1951年，市政府就为慕尼黑的一家工厂向印度出口它的第1台机车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也是西德惊人的经济增长的早期征兆。英语甚至借用了一个德语词“Wirtschaftswunder”来形容它：“经济奇迹”。
西德是1949年成立的，首都波恩。但是，波恩，用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话来说，不过是“德国的一个小镇”而已。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规模，慕尼黑才是人们心中的首都。这个城市离开那条穿越欧洲心脏地带的“铁幕”仅有一百九十多公里。慕尼黑的美国领事馆，据称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仅次于中国设在香港的监听站。在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里，慕尼黑曾是历史上*大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城市。
数十万的东欧难民蜂拥而至，纷纷涌向慕尼黑。他们大部分都是被苏联或波兰吞并的土地上驱离的日耳曼人，但这个城市也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几乎每一个族裔、或有某种追求目标的人士。大多数人只希望在这里歇一歇脚，再移民去更稳定、更繁荣的国家。但也有许多人在此流连。慕尼黑有许多侨民团体，这是一个不断生成、合并、分裂、并争执不断的群体。谋杀事件，如同在小咖啡厅里策划的宏伟复国蓝图般时有耳闻。苏联的宣传单位十分憎恶这个城市，称它为“颠覆中心”。
这一切使得慕尼黑成了自由之声电台的理想家园。这个电台创办于1951年初，当时有一批忧心忡忡的美国人聚到了一起，要设法针对他们那个时代*大的问题——共产主义。美国和苏联正在军事上僵持。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从内部来颠覆共产主义的途径。美国是世界的媒体中心，如果能有这样一批媒体人联手合作，难道就不能利用新的技术、广告时代的策略，透过铁幕将自由的信息传播过去吗？赢得战争，并不一定要扔什么炸弹。这批美国人成立了一个叫美国解放委员会的民间组织，由《读者文摘》的前编辑尤金•里昂领导，一批知名记者聚集到他的身后，委员会创设了解放广播电台，后来改名为自由之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电台的目标是“为来自苏联移民中的民主成分提供一个电台，使他们能够向还在祖国的同胞们喊话”。
自由之声电台设在城外的奥博维森机场。它占据了一幢长方形的灰色建筑。这座大楼本是一个名声极差的地标：1938年，正是在这座大楼里，希特勒迎接过前来参加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会议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慕尼黑也因此而成为软弱外交意志的代名词。大楼曾在战争中损坏，不过随后又急匆匆进行了整修收拾，好让电台人员使用。人员的编制膨胀到了一千以上，有撰稿人、制片人、技术人员、会计师以及各类顾问。 一到冬天，寒风刮得窗户格格作响，呼呼穿过墙壁上的缝隙。瓦砾仍堆在机场的一端，不过，德国的航空爱好者可以使用余下的跑道。
金•克里奇罗洛是自由之声电台的前官员，他回忆道：“在我大楼转角处办公室的窗口，能看到飞机笔直地朝我飞过来，驾驶员正是那些失意的前空军王牌飞行员，他们会在*后一秒拉起机身，擦着屋角飞去。”
像克里奇罗洛一样，大多数外籍人员都被安排住在当时仍破败不堪的里贾纳宫酒店。每条走廊的尽头总是有一扇紧锁的门，打开它，跨过去，就意味着一头扎进楼底下的一个弹坑。行人从街上可以看到四楼还有一个浴缸挂在水管上。许多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美国人都曾在战争中战斗过，其余的人当时还只是青少年，只能在家中关注战争的进展。对他们来说，这座城市充斥着对黑暗时代的回忆，克里奇罗洛记得：“有时我们在设于德意志艺术馆的美国军官俱乐部吃饭，那是一个高大的带立柱的建筑，希特勒曾经要把它变成一个德国纯雅利安人艺术‘永不衰败’的圣殿，这条街的下面就有一幢房子是元首曾经住过的。城里*好的餐馆之一是谢林大街上的意大利饭馆，它一直是希特勒的*爱，那里的服务员还会讲些他光顾的掌故。”
许多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美国员工都像克里奇罗洛一样，年轻又充满理想。作为二战时期的一名雷达技术人员，当他在1950年了解到美国政府急招俄语人才时，他还在通用电气工作。他通过军人教育福利法案进入了乔治城大学，沉浸在俄语学习中。毕业后他在原子能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他的一个朋友说要去慕尼黑帮助创设一个电台时，克里奇罗洛辞了工作，带着一年期的合同来到了慕尼黑，一待就是二十年。在入职大约一年后，有人把克里奇罗洛叫到一边，告诉他一些他早已看出端倪的事。自由之声电台并不是由苏联流亡人员主办的，也不是什么善意的美国人出资资助的，它不过是中情局一个致力于推翻苏联的伪装组织而已。它通过招募冯门德在东占部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来做到这一点。

一想到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政策，有一个词会经常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遏制。这个概念是由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46年首先提出，遏制的目的就是，隔离共产主义国家，每当它威胁要吞噬另一个国家时立即表明立场，通过这些手段，来避免它的蔓延。与1930年代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不同，这被视为是一项强硬政策，并因此受到欢迎。即使与苏联直接对抗已经几乎不可能，但是，民主国家还是可以采取某种立场，来限制它的影响。然而，到了1950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厌倦了这种谨慎的政策。遏制，他们觉得，违背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应该被彻底推翻。就这样，“解放”和“反击”等其他一些词汇开始获得青睐。
杜鲁门政府开始考虑这种新的情绪。1948年，凯南在他起草的一份内部立场报告中提出了秘密行动和宣传的主张。这份报告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政策，授权进行大规模的秘密活动，涵盖“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包括破坏和反破坏”。 秘密行动有两项限制：需要确保美国可以合理否认，并有能力掩饰是美国在背后支持。并不是所有这类行动都是暴力的。许多属于心理战领域，以敌方的平民为目标。
通信技术将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重要手段。就在几年前，纳粹曾试图通过轰炸伦敦的恐吓行为来迫使英国投降。但西方把伦敦轰炸变成了自己的优势，这也得益于电台广播。伴随着大本钟钟声响起的BBC播音员“这是伦敦！伦敦向您广播！”的坚定语调，以及CBS电台爱德华•米罗在大楼楼顶上播报的身影，仍然是令大多数美国人心潮起伏的记忆。类似的媒体策略可能有助于取得冷战的胜利。

如何才能把讯息传播出去？战争结束后，杜鲁门解散了美国的主要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并关闭了美国宣传局。第1次世界大战后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当时，也正如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从事什么秘密行动。但冷战改变了这种情况。1947年，有关政策转向，根据《国土安全法》设立了两个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从事秘密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上向总统提出建议。冷战宣传得以沿着公开和隐密的两个方向发展。政府对电影、广播、艺术的支持，民间交流项目以及《美国之音》的广播是宣传的公开部分，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所起的作用。而秘密行动则包括从暗中资助杂志到匿名诽谤的一切活动。
杜鲁门总统的第二任期逐渐到期时，心理战的各项工作由许多不同机构分掌，这造成了混乱。因此，杜鲁门在1951年设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来统一规划并避免繁文缛节。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运用心理战来分裂苏维埃集团。隐秘作战并不仅限于针对共产主义世界，也针对“自由世界”。说得直接点，就是美国政府需要在国内和其他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暗中操控舆论。
杜鲁门的努力受到了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作为一个二战将领，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心理战十分热衷，经常下令在攻击前让飞机播撒传单，希望以此来误导敌人。在1952年10月总统竞选时，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支持心理战。“不要因为心理战是个又长又难平时不用的词语就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说，“心理战是对人的思想和意志的争夺。” 他套用了“基本原理”来解释，那就是，“人是有灵性的，他们会对情感和情绪以及统计数据和逻辑有所反应……所有人的脑子都很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新一届政府加大了心理战的力度。艾森豪威尔任命了二战时期的一位心理战专家杰克逊入白宫任职，指定他为心理战的特别助理。杰克逊曾在《时代》周刊这个出版大帝国工作，在那里他是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的主要助手，并以他坚定的反共立场著称。杰克逊成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领导，该机构后来改名为行动协调委员会。1950年代，该机构领导了在慕尼黑和伊斯兰世界中进行的绝大多数秘密宣传活动。
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了心理战活动额外的支持。它批准了一项法案，给中央情报局更大的操纵民意的权力。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比后来曾估计，在这段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预算的一多半花在了宣传、政治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上。*近解密的文件也显示，在1950年代，美国新闻署每年在秘密行动上的花费约为五千万美元。美国每年总共要花大约五亿美元——1950年代的币值——来试图影响世界舆论，这实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活动。这个时期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成果就是自由之声电台的母组织“美解委”(Amcomlib)成立。

1951年1月21日，“全美苏联人民自由委员会”在特拉华州成立。它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毕竟它也按规定进行了工商登记，成立了董事会也雇用了员工：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这种印象。它从诞生第1天起就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产物。
1948年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备忘录，概述政治战争的需要。文件回顾了*近的历史之后说，大英帝国为什么能幸存这么长的时间，正是因为它明白了这件事。克里姆林宫有着历史上“*完善有效”的策略；反观美国，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公平往来这种处世方式的羁绊。文件因此提出要创建各种“解放委员会”，并且，要成立“美国委员会”来使侨民一直保留在公众视线之内。

该组织的名字曾多次改动。这正显了它在努力想要找到能反映它使命的恰当身份。1951年底，它改名为“全美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先前那个名字提到了“苏联”不妥，因为组织里有些成员认为苏联是非法的，不妥当。但俄罗斯这个词也有问题。它把该国近一半非俄罗斯族裔的人口排除在外，失于狭隘。因此它在1953年再次更名，变成“美国反抗布尔什维克解放委员会”。这听起来十分古怪——“布尔什维克”是1920和30年代的用词，到了50年代，只有些死硬的反共分子才会提及它。所以到*后，把中间的关键词都去掉，只留下一个奇怪的统称：“美国解放委员会”。局外人常常把它叫做“美国委员会”，这听上去囊括一切，又有点爱国情怀。它在内部被简称为 “美解委”，这个名词听上去极其专业，又有些许神秘感，与那个常用模糊不清而又夹带些术语来命名军事和间谍任务的时代倒也十分契合。美解委，完全有可能是一次敌后跳伞任务的代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解委将拥有庞大的预算和数千名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经营自由之声电台。它还有两个重要任务：管理一个表面上独立的智库，“苏联研究所”，研究所发表美解委雇员和与情报机构有关的人员的论文。它还有一个侨民联络部，主要任务是在慕尼黑招募特工然后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地进行秘密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对此的参与被精心地掩盖起来。美解委董事会误导美国的听众和支持者，认为它只是个由流亡人员和名记者经营的电台，与中央情报局毫无关系。根据美解委董事会的会议纪要，在印制电台广播时间和频率的广告单时，美国政府在这项活动中的作用是要被刻意隐瞒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像它更为出名的孪生姐妹自由欧洲电台，大众对这个自由之声电台从未注意。两者都是以慕尼黑为基地的掩护组织，但它们完全不同。自由欧洲电台的对象集中于东欧各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由苏联控制的国家；而自由之声电台则直接对苏联广播。自由欧洲电台的控股公司是全美自由欧洲委员会，从普通的美国民众那里募集资金，也有来自社会闻达的支持。它对公众意识的渗透十分深入彻底，几十年后，R.E.M.摇滚乐队还以此创作了一首同名主打歌。
大家对美解委就相对比较陌生，不过它从不缺钱。虽然有些资料透露出被中情局封锁的信息，但它确切的预算还是很难估算。记录显示，1955年它的预算是二百八十万美元（按2010年币值约为二千三百万美元）。到了1960年，增加到七百七十万美元。
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样规模的资金来源一定大有来头。在广播电台节目部工作的克里奇罗洛说：“我怀疑在奥博维森这里没有一个人——不管是司炉工还是清洁工——会跟幕后真相毫无关联。”
克里奇罗洛强烈捍卫自由之声电台。他在1995年写了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脑洞大开：自由之声电台》。书名取于自由之声电台左支右绌的行事方式——至少那些怀疑其价值的人看来是这样。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干涉电台广播：“你只要想一想每天要广播的大量材料，急如火撩的处理速度，必须立即做出的决定，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大楼之外的任何机构都无法对我们进行有效的控制。他们必须信任我们。”
当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做法也是绝顶聪明。思想宣传不一定要说假话；它在讲真话或尽可能讲真话时才是*有效的。所以在无线广播等部门的大部分员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感到心安理得——他们是在传播关于一个邪恶政权的信息。
能吸引到像克里奇罗洛这样有能力的人，自由之声电台得益良多。广播电台的初期雇员名单中包括有真材实料的记者，如普利策奖获得者埃德蒙德•史蒂文斯就被聘来进行员工培训。整个运作的中心人物是一位俄罗斯侨民的儿子鲍里斯•舒伯。他才华横溢，用自己的理想激励着所有同事：一个民主而自由的俄罗斯。他的想法就是利用失望不满的左翼分子来攻击苏联——这也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奉为经典策略。舒伯称之为“左勾拳。”
自由之声电台形成了强大的团队精神。对许多人来说，在那儿工作是他们一生中*美好的时光：能有机会去海外旅行、能与侨民一起工作，简直令人着迷。有些前雇员还出版了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生活点滴。像克里奇罗洛一样，他们都淡化或避开了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克里奇罗洛自己的说法也有些欲言又止：“如果把那些努力敬业一心想办好广播的男女员工与阴暗的情报世界连在一起，我就是在贬低他们的正直用心。”
没错，克里奇罗洛和其他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人员远不是什么傀儡，在他的眼里，中情局并不重要，他轻蔑地把他们称为“那些打下手的家伙”。而克里奇罗洛本人却在这二十年的电台工作期间，成长为一个典型的新闻记者。
其他人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这段经验。自由之声电台的高级经理吉恩•索辛谈到，他觉得以广播真相的名义来说谎实在不妥，他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一次去康奈尔大学找一位教授的事。这位教授是苏联教育方面的**专家，还受人类生态基金会的资助去过苏联，后来索辛了解到，这是个中情局暗中支持的基金会。这使得索辛很紧张，还以为这位教授会把自由之声电台也想象成是中情局的手下，或许因此而不愿意接受有关他在苏见闻的采访。实际上，这位教授去苏联的目的正是为了能在采访节目中大谈苏联。只是由于索辛现场的随机应变，再三向教授说明他是一家独立电台，才没让他信口开河。
“服务于这样一个一边对苏联人民传播‘真相’，一边对自己人民说谎的传媒，不能不令人感到讽刺，”吉恩•索辛这样写道。其实美解委还有另一个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秘密，就是从流亡侨民中招募的员工。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加入德国军队的苏联士兵都落入了西方的战俘营。许多人把这记在冯门德的功劳簿上，说他在*后几个月的战争尾声中设法将他们部署到西部战线。虽然这一切无法从历史资料中获得印证，但不管怎样，能到战俘营确实帮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英国、苏联和美国同意将所有公民在战后遣返回各自的国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甚至可说是个好主意，因为大多数人自然会想回家里去。然而，对于成千上万曾经为德国人战斗过的苏联公民来说，这却意味着灾难。他们大多数人的猜想完全正确，即使有幸没有按叛国罪被立即枪毙，他们所要面对的，也是在古拉格中一生的苦役。
战争一结束，身着制服的敌方士兵就被送往拘留营，大部分被遣返了。但当时的欧洲一片混乱，德国境内充斥着“流离失所者”，也叫难民。他们是原纳粹集中营的囚犯，有些是纳粹掳掠到德国来的奴工，有些是逃离苏联屠杀的德裔人，以及成千上万曾经为纳粹战斗又没进战俘营的苏联公民。据红十字会和德国官员估计，在战争结束时，德国境内有八百万这样的难民，大部分需要遣返。不久，英国和美国当局就会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将两百万这类人员运回苏联。
但是占领军的人手捉襟见肘。对那些运气好的，脑子活的人而言，混乱的局势意味着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穆斯林士兵就特别幸运。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中立，并与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和学术联系。土耳其学生还成立了自己的学联组织来代表在德学习的学生。这些既有爱国情操又有泛突厥思想的学生想出了简单实用的解救自己突厥裔同胞的方案：宣布这些穆斯林士兵为土耳其人，并给他们安排学生身份。

这主意倒是不太荒谬，大部分士兵不过二十上下，只要他们记住在进入难民营之前把身上的国防军或党卫军制服和证件扔掉，就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籍贯和职业。他们的母语也都是突厥语方言，讲话时稍微注意一点，说是土耳其的在德学生也过得去。
土耳其学生会起先是在柏林，但随着轰炸越来越猛烈后，就转移到了德国南部古老的大学城图宾根市。这样一来就使他们更靠近那些难民营，尤其是美占区的难民营。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发放了大量的学生证。而且，为了不让有怀疑的审核官查出身份，他们还把有些年轻人说成是从中国新疆来的。
就这样，那儿成了苏丹的新家。战争结束后他被编入一个难民营，在营地里，学生们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加里普，来替换以前那个俄化名字的加里夫。“就这样，我们成了土耳其裔，”苏丹这样解释，“他们给我搞了个新疆喀什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活了下来。”
这个招数冯门德的许多高级副手都用过，其中还有两位在战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士：政治活动家维利•卡优姆和军事联络官贝米哲•海伊特。他们想办法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美国军队。他们首先被送去陆军反谍总部接受盘问，随后才被送到难民营。慕尼黑的土耳其学生组织保下了海伊特和卡优姆，这样联合国也就没有遣返他们。
后来成为中亚解放斗争历史专家的海伊特估计，有八百名穆斯林以这种方式逃过了追捕。其他人的估计更高。1950年代一位德国作家就在书中写到，大约有七百名卡梅克人生活在西德。同其他族裔相比，卡梅克人的数量很小；如果我们用这个比例来推断的话，那么战后西德大约有一万名不同族裔的苏联人。这个数字显然高了一点，不过，说有好几千人留了下来，是没问题的。
土耳其学生的这种策略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但这种骗术很快就没有必要了。1945年末，在对回去送死的批评声浪起来后，艾森豪威尔结束了遣返的做法。即使他们曾经为纳粹战斗过，他们的罪行也不比数百万德国人更大，而德国人并没有被大批处死，为什么苏联的少数族裔就要被挑出来受这样的惩罚呢？这些人的绝望处境很快就遮掩不住了。在慕尼黑城外的一个营地里, 有二百三十名土耳其斯坦官兵在要被送回去的头天晚上自焚了。他们把苯浇到自己的身上并点着了火。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被送去了安卡拉，死于1950年。
不过几个月，遣返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留下，并且还招募他们工作。格鲁吉亚王储阿希伯亚是冯门德在东占部时的主要领导成员，就是由反谍总部救下来的。反谍总部把他拉到旁边告诉他明天有一个遣返甄别小组要来营地工作，并且强调说，“你不必待在这儿”。 阿希伯亚听懂了暗示，逃到巴伐利亚北部的山里躲了一天，直到苏联人走后才露面。

类似的帮助比比皆是。即使是在1945年，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战后的意图还吃不准的时候，他们就已开始挑出那些能在苏联内部活动的特工人员，通过各种方法把他们招募到手。
慈善机构也加入了行动。由著名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孙女成立的托尔斯泰基金会，就是帮助俄罗斯侨民的一个文化团体。在战后的慕尼黑，这个组织想方设法为灾民提供帮助，派员工到难民营去帮助他们整理身份证件，协助他们移民去美国或是在德国开始新生活。但这个基金会似乎也和情报机构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能就是直接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阿希伯亚的妻子就在基金会工作，她说，美国情报机关把一些工作外包给了基金会。 “由我们做面谈和背景了解，了解他们过去做过些什么，等等。”目标是为秘密行动招募线人。
1952年，加里普•苏丹还在找工作。他那时已经结婚，有了西德的永久居留身份。但今后的日子要做些什么？当时二十九岁的苏丹成长了一个标准的美男子，黑黑的头发，优雅的鹰钩鼻，硬朗的下颌。他和妻子正在考虑要生个孩子。他经历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正准备开始人生的新阶段，他满腔热情，投入了反共产主义的活动。
1940年代，苏丹就加入了苏格兰欧洲自由联合会，这是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支持的组织，目标是把鞑靼人等苏联少数族裔集合起来反对苏联。后来它发展成了更为永久性的组织，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苏丹也加入了。这两个组织其实都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下属，充斥着冯门德在东占部的前员工。不过现在苏丹要找的，是既能有一份像样的工资同时又能继续抵抗共产主义的机会。他找到了自由之声电台：它看来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另一个让苏丹选择自由电台的原因是大部分员工他都认识。电台是按民族“台”来划分的，比如俄罗斯台和各个非俄罗斯台。广播的理念和准则是由纽约决定的，但慕尼黑各台可以自主选择主题和采访对象，这种做法在广播界没什么特别。非俄罗斯台基本上就是东占部各个民族委员会的翻版，在招募各类人员时，甚至还采用纳粹使用的族裔名称，如用伏尔加-乌拉尔来指伏尔加河地区的鞑靼人。
各台的员工几乎都曾在东占部为冯门德工作过。除苏丹外，其他高级员工包括：突厥台的阿曼•布迪穆拉和文利•祖纳，乌兹别克斯坦台的侯赛因•克兰，以及鞑靼小组的艾第葛•克里木。管阿塞拜疆台的是原东占部的中坚阿卜杜拉•法塔里贝。自由之声电台开播一年后，法塔里贝有一天没来上班，警方*后在另一个阿塞拜疆人的公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用铜线捆住的尸体被割得支离破碎。那个阿塞拜疆人逃去了东德。法塔里贝的尸体旁留有警告祖国的叛徒等话语。（在那之后不久在伊萨尔河旁找到了白俄罗斯台一位员工的尸体，虽然警察没能确立作案的动机，但电台员工认为两次都是苏联人所为。）
情报单位通常都只会雇佣历史清白的人，但对侨民显然没有这个要求，自由之声电台十分倚重这些当初的纳粹合作者，没有了他们电台只能关门大吉。有估计称，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员工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都曾为纳粹工作过。
克里奇罗洛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自由之声台我们有个特殊的问题：许多听众都倾向于把侨民视为祖国的叛徒。”他补充说：“对于我这一代的美国人来说，许多人都是二战老兵，要和曾经身着德军制服的人一起工作，无论这些人是否犯过战争罪，初时都感到不自在。而在我们奥博维森大楼里这种人有好几十号。”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种不适应。通常情况下，美国人将会找这个前纳粹的同事好好谈一谈，后者总会保证他是不得已才为帝国工作的，有些时候，有的人会更坦率一些，承认当时是年轻办了蠢事。这些前纳粹党人从来不会说自己曾经真的相信自己所制作的或接受的反犹宣传，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然后两个同事就会出去喝一杯，友谊就此恢复了。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解委和东占部实在惊人的相似，否认它们之间的关联不过是欲盖弥彰。这些在自由之声电台工作的前苏联人并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士兵，甚至也不是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加入德国党卫军或冲锋队的军官。大多数曾经加入纳粹部队的普通士兵都被遣返了，留下来的正是曾在东占部工作并被纳粹悉心培养的政治精英。许多像苏丹一样的人都曾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而宣传在纳粹时代就意味着大量的反犹和种族主义言论。
雇用这类人不只是个道德问题。苏联人了解他们的背景，很容易就能给自由之声电台的员工贴上中情局雇员或是前纳粹通敌分子的标签。政府还会用控制家人等手法，经常诱使自由之声电台的员工回莫斯科去,为了获得特赦，他们不得不说出曾为纳粹工作过的同事的名字。
因此，这些在自由之声电台的穆斯林*终没什么大用。当他们被派送到海外从事秘密宣传任务时，苏联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说成是纳粹的傀儡。他们也缺乏作为虔诚穆斯林信徒的那种可信度，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纳粹德国，都没接受什么宗教教育。当美国试图利用他们来做宣传工作时，批评者只要提及他们的纳粹经历，就不合格了。他们的失败对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美国*终还是要从激进组织中去寻找看起来更具信誉的穆斯林。

在电台开播前，美解委官员认定要依靠侨民才能获得一定的影响力，这会在人们心目中造成这样的印象：一个广泛的反苏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开始了对故国的广播。曾有一位美解委员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制造美解委是由侨民而不是中情局所组织的烟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流亡组织显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但这些流亡侨民并不团结。他们大致按族裔划分，一般是俄罗斯在一边，其他非俄罗斯的在另一边：格鲁吉亚的、乌克兰的、亚美尼亚的、土耳其斯坦的、还有其他族裔的人。为了强制他们融合，美解委于1951年1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协调中心”，把这些流亡者招为雇员。但两年过去了，美方的努力收效甚微。美解委曾经试图重复当初为了避嫌纳粹背景时的做法，强迫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侨民在一起工作，但这些都失败了。即使控制了这群人的钱袋，美国人还是没能取得任何进展。美解委的一份报告是这么写的：“无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我们似乎仍是在与同样一批有着流亡人员特征的人角力：这种特征在1941年和1945年间的对苏战争中，在德国政府内就形成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他的一位高级助手收到自由欧洲电台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谪“美解委已基本破产”，陷入了不明不白的是非之中，还没开播就在侨民身上一掷千金，试图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美解委的官员辩解说，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形象才能为电台带来信誉。
出于自救，美解委从国务院调来了人称“艾克”的老将艾萨克•帕奇，他曾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任职，直到被共产党政府驱逐为止。一位同仁把他描述为“高个子，精于算计，外表温和，举止优雅”。但帕奇的任务仍无法取得成功。
艾萨克•帕奇回忆说：“这是穆斯林和斯拉夫人，俄国人之间的事。” 他提到穆斯林觉得俄国人有点沙文主义。“他们[穆斯林]醉心于取得独立，这才是他们的重点，而不是什么大局”，他指的是美国人感兴趣的对抗共产主义的战斗。
美解委在慕尼黑南部的泰根湖度假村作了达成共识的*后努力并以灾难告终。然后又有人出了个新主意：如果美国人面临的是德国人在十年前面临的同样问题，那么，请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回来帮忙，就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帕奇和美解委的其他几位同事找上了美国情报机关的老朋友，格哈德•冯门德。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在1944年11月2日向前线附近的法国杰拉莫市派遣了一位代号为“鲁伯特”的情报人员。鲁伯特的使命非同寻常，配备也与之相应。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德国人是否要垂死挣扎或在做什么*后的反扑，相反，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战后的计划。他的一个关键目的是促使纳粹高官们的倒戈。所以他并不需要带无线发报机或其他发送急需情报的设备。鲁伯特轻装上路，只带着一万美元的贿赂金，包括一些法国金币。
鲁伯特直奔柏林。他在那儿呆了五个半月，伪装成纳粹的安全部官员和纳粹党员们谈话。完成任务后，他又去了瑞士。他既没发现纳粹在战后的任何阴谋计划，也未能引诱到任何前纳粹官员反叛。不过，他却找来了一批立刻会引起他的美国雇主又爱又恨的人：渴望与苏联人斗争的纳粹党人。鲁伯特新招募的一位就是冯门德，美国人十分重视冯门德，因为他们相信他同德国军队系统的国防军情报局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鲁伯特走后，冯门德也赶去了瑞士。冯门德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是想去见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主席卡尔•布哈特，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救下东占部的那些苏联士兵。根据红十字会的档案，冯门德的一位手下确实在1944年晚些时候到了日内瓦，这与鲁伯特在柏林的活动时间也十分吻合。不过，红十字会的档案并没有任何有关会议的记载。等到冯门德5月份赶到瑞士边境时，战争已差不多结束了，他也被挡了回去。他和另外三个东占部的格鲁吉亚人被送去了奥地利霍斯特的美军战俘营。
美国军队正是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德国人立即要求与战略情报局接触，事实上他们就是在和情报局的人谈话，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鲁伯特安排好了来找他们的。 这位情报局军官在报告中写道：“我相信，不管别的事情如何，这批人完全知道是战略情报局对他们感兴趣。他们很聪明，很有修养…他们十分愿意交谈，十分愿意开始工作。”
这是冯门德和美国情报机关在今后十五年里互相磨合的开始。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的目标是完整地接受冯门德手下的流亡分子队伍，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可以成为一个“交钥匙工程”，用于对苏联的渗透。冯门德和他的手下被送到法兰克福的郊区，战略情报局在那里设有专门的反谍报单位X-2来处理他们的案子。*后，他们要求冯门德写了不少东西，他和另外三个格鲁吉亚人撰写了二十三份报告，包括对苏联情势的意见，少数民族在苏联的作用，纳粹思想灌输的方法，以及柏林各政府部门的介绍。
X-2的官员对他们印象深刻，但也不是没有疑问。冯门德的积极显得过了头，似乎有他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个介乎于狂热反共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人。美国人持有相同的反共观点，但也认识到纳粹主义在东方的惨败。冯门德自称是个不同的人，他对东占部的老上司也多有批评，但掌管他案子的美国人还是吃大不准。在有关他的简介中，战略情报局的人把他描述为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个人情况：一米七六；六十四公斤，高瘦，头发淡金，眼睛淡蓝，肤色白皙，下颚有一颗牙齿明显突出，礼貌，情绪化，给人的印象相当年轻，显然十分聪明，居于领导地位。”
在另一份文件中冯门德被描述为“毫无疑问，有着非凡的智慧和杰出的语言能力，但很难说是个具有高度个人诚信和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冯门德愿意为美国人工作...当然，除非美国人愿意全盘接受他的意识形态和对付苏联人的手法，才能对此人托以完全信任。”
不过，审问他的人还是认可了，或者至少容忍了他的说法，即他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他从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党卫军，因此他的释放文件上证明了他没有加入过纳粹党或其附属的政治组织，并且他也反对纳粹的外交政策。冯门德回家了，开始了他作为自由情报人员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