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难民危机中罪恶生意

人头赏金
2012 年底，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加入伊斯兰国，叙利亚出现了“统一圣战”的局面。一些努拉斯的首领带着外国人质前去谈判，比如詹姆斯·弗利和约翰·坎特利，这些外国人就成了他们的人头赏金。而伊斯兰国在这个时候正打算封杀外国媒体，人质就成了他们施展外交策略的工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ISIS 的信息安全组绑架了几名新闻记者和人道救援者。还有一些人质则是他们从从叙利亚专门的人质二手市场上买来的，他们是被那些专门从事绑架的小型犯罪组织绑架的。
迄今为止，在2012 年底至2014 年初这段时间内被绑架的人质中，约翰·坎特利是唯一一位还在伊斯兰国手中的人质。有趣的是，坎特利并没有被斩首，相反却成了一名哈里发国的记者，专门撰写伊斯兰国想要我们相信的新闻。
坎特利是英国的一位新闻摄影记者，且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坎特利曾是一名摩托车狂热爱好者，起初在一家摩托车杂志做过编辑；但后来，就跟帕德诺斯一样，坎特利在中年时期转型成了一名中东的战地自由记者。
坎特利于2012 年到达叙利亚，除了利比亚待过一段时间之外，并没有任何战地报道的经验。因此，他对于这项新职业的危险评估远远不够准确。“坎特利不相信什么专项培训以及自救课程，他有点儿像个西部牛仔。”坎特利的一位同事回忆说，2012 年的时候，这位美国同事曾和坎特利一起参加了伦敦“火线俱乐部”（FrontlineClub）举办的一个有关媒体安全的活动。
约翰·坎特利，以及詹姆斯·弗利、西奥·帕德诺斯、丹尼尔·赖伊·奥托森，他们都属于新一代的战地记者，这些新一代的自由记者在科索沃战争中首次登场，然后在阿拉伯之春中数量剧增。当他们跨进了叙利亚的边境线之后，就成了绑匪们理想的人头赏金。
在过去二十年，传媒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自由记者数量激增的直接原因。自1990 年代起，通讯科技的进步加剧了新闻行业内部的竞争。社交媒体和网络新闻的流行让行业利润大大缩水，不管是在线博客，还是主流媒体，新闻机构在经济上已经无力聘请专业记者到战区进行战事报道。考虑到日渐低迷的销量和利润，以及聘请专业记者所需要的战争保险支出和安保费用支出，媒体们越来越依赖于自由记者，因为他们往往也比专业记者更具冒险精神。“大多数记者都愿意进行战地报道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不过即便没有人愿意去，我们也同样能得到更好的素材，” 詹姆斯·弗利在2012 年10 月的时候（也就是在他遭遇绑架前的一个月）对《新闻周刊》（Newsweek）如是说。“我认为这些自由记者们是在做赌注，为了击败专业记者，他们加大了自己的风险。这也是竞争的基本法则，你必须要用一些专业记者们做不到的东西来证明自己。但是，对于战争新闻，这就表明你要承受更大的风险：你要去得更早，待得更久，靠得更近，然后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资讯。”［4］
抱着这样的心态，2012 年3 月，约翰·坎特利成了**个在叙利亚北部见证政府军地面部队攻打叛军的西方记者。这场战争发生在萨拉奎布（Saraqeb），政府军的重型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随后便是一阵狂轰滥炸。［5］“拳头大小的弹片四下炸开，一名叛军的头颅应声落地。同伴试着把这具血淋淋的无头尸体从战线上拖走，尸体手中的步枪拖在地上发出咔哒咔哒的走火声，”坎特利在《星期天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上这样写道。［6］为了更好地拍摄叙利亚叛军的反抗画面，坎特利甚至爬上了一辆行进中的坦克俯拍了一张图片。
高风险，低回报，无福利，这就是中东战地自由记者*主要的职业特征。2007 年，身在阿富汗的英国摄影记者杰森·豪（Jason Howe）跟加拿大自由记者阿曼达·琳霍特（琳霍特后来在索马里遭遇了绑架）谈到了自由记者的职业准则：“你要自己计划一切，自己承担所有开支，还要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没有一份保险，也没有任何长期计划，你要独自迈过所有的坎，还要日渐习惯囊中的羞涩。当自己千辛万苦创造的机会来临，你要确保自己站在*合适的位置进行报道。”［7］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给一个背包客的旅行指南，然而，事实上自由记者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