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男子汉

尾 声

几年过去了。
这个家庭只是千百万个家庭中的一个，远远地看去，是一个安静、善良、淳朴的家庭，岁月伫立在它门口，既不向前，也不落后。它像千百万个家庭一样，远远地看去，显得好像不可能成为酝酿革命、造就英雄的工厂。
父亲又恢复了他那刻板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一切都按照他床边放的那只闹钟来办事。他还是在勤俭、谨慎而又小心翼翼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未来。在他身上所有的变化就是，他保持了上班前要读报的习惯。他变得对谈政治、评论时事很感兴趣，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以至于他竟有了一种习惯，就是要找些朋友来听自己讲，自己也听他们讲。他先是把这些朋友请到自己家里来，随后，他又到他们家里去。后来，他壮了壮胆子，有时晚上竟偷偷溜进咖啡馆里找这些朋友。再后来，他就养成了专在一家咖啡馆里闲坐的习惯。他往往感到听那些顾客们的谈话挺舒服，同他们谈话也挺痛快。
他在谈话中总是有倾向性，有他自己的态度、立场。他总是同人们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同所有的人们站在一起，反对每一个政府。他不再只抱着旁观者的态度，也不再只是用对1919年革命的回忆来代替他现在所处的革命现实。他的心现在不是漠然旁观，而是激动。他的激动不过只是谈谈而已，没有超越过舌头尖，但他确实是在激动，在期望。他期望这届政府倒台，下届政府倒台，下下届政府也倒台。每届政府都应当倒台。他的期望只不过是政府倒台。而在一届政府倒台以后，他并不想要别的，只想要下届政府也倒台。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该要些什么！他不知道他的问题、千百万人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也不知道他那满腔的怒火要喷吐到哪里。
他两眼的目光变了，那目光含有愤怒和不满。每逢他遇到一个小伙子或者一个大学生，他总是把对方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希望，进行革命的希望，就好像在每个青年的身后他都会找着一位新的英雄或是一场游行示威。
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开始用这种新眼光来看了。他发现儿子已经不再是小娃娃，也不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儿子代表一种希望，体现了要把整个国家命运都担在肩上的十足的责任感。儿子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能承担责任的男子汉。当他入狱的时候，就是把全家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和他的同志们也一定能承担整个埃及的责任。
他对儿子的期望中也夹杂着不少担心。他为儿子担心，但这种担心不再促使他去限制儿子，扯他的后腿。他只是希望儿子不要鲁莽，不要冒失，要注意安全。
他绝口不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易卜拉欣的事情。他天生的谨小慎微提醒他，有关惩罚每个帮助易卜拉欣逃跑的人的军事通缉令仍然有效。这种谨慎告诉他，他对易卜拉欣所采取的爱国主义立场，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引起政府对他的迫害也是可想而知的，不可等闲视之。他们也许会撤掉他的差事，也许会把他抓起来，或者把穆哈伊重新逮捕起来。他是小心谨慎的，一言一行都是小心翼翼的。在朋友们的谈话中，每逢提到易卜拉欣，他总是一声不响，不置一词。甚至对易卜拉欣的英雄行为也从不叫一声好，就好像人家谈易卜拉欣的英雄行为就是在谈他们家的英雄行为，谈他、他儿子和两个女儿的英雄行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