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制度遇上大革命:托克维尔回忆录

**章 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 本回忆录之缘起及特征——1848年革命前那段时期的概况——革命的种种预兆 由于暂时摆脱了公务，我只好利用隐居之便来进行反思，或者说针对曾经参与或目击见证过的当代事件做一番回顾。在我看来，重现这些事件并描绘自己见过的那些参与者，才不失为利用闲暇时光的*佳途径。如有可能，我将捕捉并刻画记忆中的模糊轮廓，因为它们恰好构成我所处时代的动荡局势。 在如此决定的同时，我又做出了另一个同样矢志不渝的决定：本回忆录纯属个人精神上的一种消遣，绝非什么文学著作。我单单就是为自己而撰写。它就像一面镜子，供我以自娱自乐的方式从中观察自身及同时代的人，而非面向公众所创作的一幅画卷。即便我*亲密的朋友也不会看到，因为我很想确保描绘的自由，无论对他们还是对自己都毫无恭维之词。至于促使我和他们以及其他人采取行动的那些秘密动机，我也希望能探得实情并在此予以披露。总之，我要让本回忆录真实地呈现一切，为此它必须做到绝对保密。 在回忆录中，我既无意追溯1848年革命之前的事，也无意记述1849年10月30日自己退出内阁之后的事。我打算叙述的重要事件仅限于这一时段，或者说，由于当时的职位我才能清楚地进行审视。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隐退状态，但我还是经历了七月王朝后期的议会生涯。不过，要想让这个虽说不甚遥远、在我记忆中却已模糊不清的时期得以清晰重现，这对于我来说难度依然不小。在回忆过程中，我的思绪完全迷失于一个由细小事件、无聊念头、微弱激情、个人看法及对立观点所形成的漩涡，只可惜当时那些公众人物的一生莫不尽耗于此。我脑海里仅保存了该时期的生动概况，因为我时常怀着好奇与恐惧交织的情感去看待它，然后将那些构成其属性的特点清楚地辨别出来。 如果远观其整体，1789年至1830年间这段历史感觉就像一幅殊死搏斗的画卷，亦即旧制度之传统、记忆、希望及以贵族阶级为代表的人群同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法兰西之间所展开的斗争。我们的那些革命，或者说那场革命的初始阶段，终于在1830年宣告终止。因为仅有一场革命，任凭机缘怎样变幻，它都始终维持着原样。我们的父辈曾见证过它的兴起，而我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亲眼目睹它的结束之日了。1830年，中产阶级所取得的胜利十分全面且具有决定意义，它致使一切政治权、一切公民权、一切特权及整个治理权都被局限于其中。可以说，在这个狭窄的阶级范围内，各种权力和利益堆积如山，不光下层阶级统统依法被排除在外，那些上层阶级其实同样也都遭到排斥。中产阶级不仅由此独自统治着法国社会，而且几乎重塑了法国社会。他们占据着所有的席位不说，还让这些席位的数量剧增；他们随意取用国库的钱财如同使用自己的财产，并且对此习以为常。 随着1830年革命圆满完成，人们的政治热情明显减弱，各种事件被普遍淡化，同时公共财富也开始快速增长。中产阶级的独特精神变成了政府的总体精神。这种精神既规定后者的对外政策，又支配着各项国内事务：它活跃又忙碌，通常不太道德，总体来讲挺冷静，虽然偶尔会因虚荣和自利而变得轻率，但除了喜欢安逸和舒适，它在所有事情上都显得性情怯弱且温和宽厚，毫无出众之处。这种精神若是与平民或贵族的精神相混合，就有可能创造出奇迹。不过，单凭这种精神本身的话，却只会构建一个既无德行又无威信的政府。中产阶级掌控一切的方式，任何贵族阶级不曾有过，或许将来也不希望如此。可一旦受召执掌政权，他们便会把它当成一笔交易。他们盘踞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出于私利的目的，要不了多久，每个成员考虑私事便会多于考虑公事的精力，并且把个人享乐看得比国民大众的利益更为重要。 后人只留意到政府明显的犯罪，通常却看不见那些细微的恶行。因此，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晓当时的政府后期在多大程度上像贸易公司一样，其所有事务都是围绕着给合伙人带来利润而展开。这些恶行都可归咎于统治阶级的天性、权力的绝对性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当然，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可能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 这位君王乃是各种品质的奇特混合体，要想细致地对他进行描绘，除非能比我以前更近距离地接触，而且了解的时间也更久。 尽管我从来都不是政务会成员之一，却经常有机会与之接触。我*近一次觐见他，那还是二月灾难前不久的事。当时我担任着法兰西学院院长，院里有件事需要我找国王面谈。处理完此行的问题，我正准备告辞，国王却突然叫住了我。他自己先在一把椅子上落座，又示意我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和蔼地对我说： “托克维尔先生，既然您已经来了，咱们就聊聊吧。我想听您说点有关美国的事。” 我对他十分了解，因此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要让我发表一下个人对美国的看法。接着，他果真滔滔不绝、详尽无比地讲了起来。我根本没办法插话，当然我也不想插话，因为他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他描述起那些地方，仿佛它们就浮现在眼前；当他回忆四十年前见过的杰出人物，则更像是昨天才刚刚碰面。他甚至还记得他们的全名，包括教名和姓氏，也能说出他们当时的年龄，并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后代等，尽管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却都十分精确，毫无乏味感。美国的话题才讲完，他又一口气切换回了欧洲，跟我谈论起本国的各种内外事务。其言辞之毫无遮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并无信任我的理由）。他直呼俄罗斯皇帝为“尼古拉先生”，说尽了坏话，又时不时地将帕默斯顿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英国政治家、首相（1855至1865年）、自由党创建人之一，视俄国为英国在中亚和近东的主要敌人。勋爵暗讽为无赖，*后更是长篇大论地谈到了前不久与西班牙王室之间的联姻，以及这些事给他造成的来自英国方面的麻烦。 “女王对我非常生气，”他说，“甚至是大发雷霆。可不管怎样，”接着他又补充道，“所有这些喊叫都无法阻止我驾驶自己的马车。” 尽管这句话是旧秩序下的用语，我却有点怀疑路易十四在继承西班牙王位后是否采用过。而且我认为路易菲利普搞错了。借用他的话说，与西班牙联姻一事在推翻他这驾马车时简直功不可没。 四十五分钟过后，国王终于起身，就我陪他交谈所带来的乐趣表示感谢（其实我才说了不过三两句话），然后便让我离开了。他明显非常高兴，就像人们通常觉得在谁面前畅所欲言了一番那样。这也是我*后一次受到国王的正式接见。 路易菲利普作出的回复全是即兴而发，哪怕在*重要的场合面对*高国家机构时也毫不例外。他依旧像私底下交谈一样语言流畅，却不免少了些兴致和风趣。他的话语会突然变得晦涩难懂，因为他会肆意使用一些自己无法预知长度或终点的长句。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中挣脱出来时，却由于感觉早已支离破碎，根本难以完整地表达思想。 在这个如此构建并运作的政治世界里，*为缺乏的恰恰就是政治生活本身，而到了后期尤其明显。在宪法为之划定的合法圈子内，它既没有诞生的可能，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旧的贵族阶级已被征服，而普通民众则遭到排斥。由于所有事务都在同一阶级成员之间商讨，仅代表着该阶级的利益和精神，各党派聚在一起论战的战场根本就不复存在。这种立场、利益以及由此得出的观点完全一致，不仅支配着基佐先生所谓的合法国家，更剥夺了议会论辩的独创性和现实性，因而真正的激情丧失殆尽。我一生中有十年是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度过的，他们总是焦虑不安，却又激烈不起来；为找出意见严重相左的问题，他们穷尽了自己的洞察力，却终究是徒劳无功。 另一方面，国王路易菲利普又在公共事务中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绝不容忍官员们过分偏离亲王的思想，以防他们在此同时丧失权力；然而，这种优势也导致不同党派特征仅剩下某些细微的差别，并使得论辩沦为琐碎无聊之事。我怀疑，还有哪个议会（当然不排除制宪议会，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即1789年的议会）能超过七月王朝后期的议会盛况，毕竟其中汇聚着如此多五花八门的杰出英才。然而我却可以断言：这些了不起的演说家对于聆听彼此发言烦腻得要命；更糟糕的是，举国上下也对他们的发言感到烦腻了。国民已逐渐习惯观看各议院中作为智力演练而非严肃讨论的论辩，习惯观看议会各党派——包括多数派、中左派或活跃的反对派等——之间的争吵，就像看待一个家庭内部子女之间勾心斗角的家事纷争那样。若干起惊人的腐败丑闻，虽是偶然曝光，却致使国民推测诸多事件尚未浮出水面，甚至认定整个统治阶级全都腐败不堪。国民本来对统治阶级怀有一种无言的鄙视，可这种态度竟被误解成了信任和满意的顺从。 当时国家被划分为两个不平等的部分，或者说两个区域：在上层，由于它旨在囊括全国一切政治生活，到处弥漫的就只有颓废、无能、停滞和无聊；而在下层，情况则正好相反，政治生活开始显现出了狂热又不稳定的迹象，令专注的观察者能很轻易地抓住其意蕴。 我也是这些观察者中的一员。尽管我远远没有想到灾难会如此迫近，注定会如此可怕，但我仍然产生了怀疑，而且这种感受在逐渐地增强。它在我内心越来越根深蒂固：我们正大步迈向一场新的革命。这意味着我的思想已发生极大转变；其原因就在于，七月革命后那平静、和缓的局势使得我长时间里都相信：自己注定要在一个沉闷又平静的社会中过完此生。确实，任何人只要了解政府内部机制都会持有相同的看法。那里的一切似乎都结为一体，并以自由机制产生出某种近乎专制主义的王权优势。而且事实上，凭借国家机器有规律且平稳地运转，这种结果毫不费力就出现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相信：只要他不亲自去操控这台精致的机器，任由它按规则运行，便可幸免于一切灾祸。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机器的正常，让它遵照自己的意见运转，而完全不用顾及这台巧妙机器所依托的社会。他活像一个口袋里有钥匙就拒不相信自家房子着火了的人。我既无相同的兴趣，也无相同的忧虑，而这也让我能看透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和堆积一起的日常小事，并关注国家道德及舆论状况。在那里，我清楚地注意到了一些通常预示着革命迫近的迹象，也由此开始相信：在1830年，我错把其中一幕的结束当成了整部戏的结尾。 当年出自我手却未经发表的一篇简短公文，以及我于1848年做过的一次演讲，均可证明我思想上的这些顾虑。 我在议会里的不少朋友于1847年10月聚会，以便就随后会议上即将投票通过的政策达成共识。大伙儿一致同意：我们应该以宣言的形式发布一篇纲领，而起草的任务则交由我来完成。之后，虽然发布的想法被放弃，但我的文书却早已写好。我从一堆文件中将它找了出来，并且节录出下面这一部分。眼看已经评述了议会的慵懒症状，我继续写道： “……国家再次被划分为两大派别的时刻即将来临。虽然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所有特权，也销毁了所有专权，却让其中一个得以保留，那便是土地资产的所有权。不要让地主自欺欺人地对其地位的力量抱有幻想，或仅仅由于财产权尚未被逾越而以为它构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不同于过去任何阶段。当财产权仅作为其他许多权利的根源和前提时，它们就很容易受到防卫，或者说它们从未遭到攻击；随后它们又为社会构筑起一道围墙，所有其他权利都成为其前哨；各种打击无法触及不说，甚至人们根本没有真正试图损害它。可如今，当财产权仅沦为一个被瓦解的贵族世界的*后残余，当它们变成普遍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中原封不动的孤立特权，当它们再也得不到许多依旧更受争议、更可憎的权利的庇护，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它们只好每天独自抵抗民主言论直接不断的侵袭…… “……要不了多久，政治斗争就会局限于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财产权将成为其重大战场；而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大业主们权利上多少有些重要的更改。到那时，我们当中将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骚动及重大政治党派。 “这些先兆性的症状是如何不被人们察觉的呢？会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信条，表面上挂着各式名目，却都以否定财产权为本质特征，而且至少都倾向于限制、降低并削弱这些权利的行使，仅仅是大脑一闪之念而导致的偶然结果？在这里，谁不会意识到眼前民主旧疾的*终症状，且其危机正悄然迫近？” 1848年1月29日在下议院里发表的演讲中，我阐述得更为迫切、更为清楚。其内容详见于30日刊出的《通报》。 主要段落引用如下： “……有人告诉我说没有危险，因为没有暴动发生；也有人告诉我说，由于社会从表面上看并无明显的混乱，近期将不会出现革命活动。 “先生们，请允许我说一句：我觉得你们统统都被蒙蔽了。没错，实际性的混乱尚未出现，可它早已深入人心。看看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吧，我承认，他们目前还很平静。毫无疑问，他们受所谓政治激情的困扰尚未达到与之前相同的程度，但你们没看见这种激情已变得具有社会性，而非政治性了吗？你们没看见他们内心正逐渐形成一些看法和理念，不仅注定要颠覆某种法律、内阁，乃至政权，而且连社会本身也毫不例外，直至它在当前赖以支撑的基础上摇摇欲坠？你们难道没听见他们之间每天交流的言辞吗？你们难道没听见他们不断重复着说：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能力也不配统治他们，当前全世界的财产分配都不公正，而支撑财产的基础也并无公平合理可言？你们难道还没有意识到：一旦这些看法生根发芽，一旦它们被广泛传播，一旦它们深入民心，它们迟早必然引发——我不知是何时或以何种方式——一场可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