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历史维度》：　　五、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实际上，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处理方式问题亦属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范围，由于张岱年对这一问题论述得较为充分，故单独立题。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集中探讨了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张岱年指出，中国未来新哲学的产生有赖于中西哲学的结合：一方面中国未来的新哲学一定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在当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是不得不然的；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新哲学和中国旧哲学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未来的中国新哲学应当说是中国旧哲学的一种发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着一些“活”的东西，即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东西。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中哪些东西是“活”的呢？张岱年谈了六点。**，中国哲学中很少有本体之实与现象之幻的“自然之两分”，而“自然之两分”是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中一些派别的观点，认为“实在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根本的为实在，非根本的便非实在”。中国哲学认为实在与现象是统一的，“现即实，实存于现”，“不以实幻讲本根与事物之别，这实在是一个很健全的观点”。第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变易与条理的结合，既承认整个宇宙是～个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又强调变易之中有“理”“伦”“序”“常则”，因此“不妄不乱”。而且中国哲学比较关注变易和条理之间的关联，形成了自身的一个特色，在现代仍然“是极有意义的”。第三，中国哲学对变化的规律深有研究，这就是“反复”和“两一”的学说。“反复”固然有循环论的色彩，但不能将之归结为循环论。“两一”即是对立统一的规则，它是对变化原因的探讨。中国哲学中还提炼出变化的公式，这就是物极必反。张岱年指出，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主要是观念辩证法，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主要是客观辩证法，它指的是客观世界固有的规律。相比较而言，客观辩证法更有合理性。第四，中国哲学注重“人我和谐”，即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虽然有特定的时代性和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注重“人我和谐”则是共同的。注重“人我和谐”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的生活准则论或人生理想论，它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大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应该深切地领会了解”的。第五，中国哲学中有知行一贯的精神，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因为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禽兽不同的生活，这就需要训练和修养，而知识理论的目的就是提高生活质量，所以知识理论和生活行动、理想真理与现实生活是统一的。这与印度哲学脱离现实而别求究竟、西洋哲学分知识与生活为二是不同的。第六，中国哲学除陆王心学外大都“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这不免被讥为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得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以上六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的“活”的东西，是可以历久常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