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大典

　　《中华慈善大典》：　　普济堂在全国各地非常普遍，清代在河南109个州县建有普济堂129所。　　会馆*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缙绅为便利同籍应试士人旅居而在京师与各省城要地创设的。入清以后，由于流官制度的实行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会馆之设再趋兴盛。凡官宦商贾、工匠流寓足迹之所至，皆有各地乡贯（指籍贯、本籍）建立的会馆。会馆通过举办各种慈善活动来联络乡人，敦洽乡情，促进同籍人事业的发展。一般来说，各种会馆都设置有慈善机构，力行善举。会馆主办的慈善活动主要有助学、助丧、施医、济贫等四个方面。　　义庄由北宋范仲淹首创，此后，各地设义庄置族（义）田渐成风气。据统计，明代大约设置了200个，清代义庄的设置更是数以千计。至于义庄的慈善活动范畴，主要是赡贫、恤病、助婚丧、养老、劝学、救急等。　　宋明以来，佛教、道教的劝善书在江南地区的民间社会非常盛行。劝善书的广泛流行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回应，使得善堂林立.善会风行。明清期间比较著名的善堂、善会主要有同善会、放生会、惜字会、救生局、义渡局、清节堂、丧葬善会等。　　需要说明的是，各类慈善机构的创办动机也有很大的差异。育婴事业的兴起，同民间弃婴溺子的陋俗相关，而义庄的盛行无疑又与江南显宗望族众多、宗法观念强烈及“施由亲始”的儒家传统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会馆出现在明初，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是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是各省缙绅为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旧时的学子、商人或进城闯荡的漂泊者，都可凭同乡或同业的关系免费或少费寄居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入清以后，由于流官制度的实行及经济的繁荣，会馆之设再趋兴盛，“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宦，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者，罔不设立会馆”①。凡官宦商贾、工匠流寓足迹之所至，不论是北京、苏州、上海等懋迁之区，还是秦陇、川渝、滇黔等边陬之地，皆有各地乡贯建立的会馆。。由此，会馆成为明清时期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它是一种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它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展、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以及商人子弟不断人仕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既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又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了一定的作用。　　会馆的早期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官绅会馆和商人会馆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会馆不仅仅兴起时间有差，而且在功用方面也不尽相同。　　追溯历史，安徽人俞谟在北京首先建立了芜湖会馆。　　俞谟，字克瑞，永乐元年（1403）选贡，任南京户部主事，转北京工部主事。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芜湖会馆”的公所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挂牌面世。这是当今历史学者们公认的目前所知*早的中国会馆。会馆有东西两院，各矗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椿树。正厅有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面积约100平方丈，规模在当时十分了得。此处会馆系俞谟“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当时会馆是作为京官购置的旅舍，而俞谟离职后把会馆交付同乡以便同乡之人所用，这可看作是*早出现的官绅会馆。　　关于早期的官绅会馆有这样的记载：“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日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①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封建官僚倡导和资助会馆的创设便促成了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成。自此以后会馆在京师便不断出现，但自永乐到正德、嘉靖年间，会馆仍主要是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有的官绅甚至长期寓居其中。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加之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较大，使科举与地域的关系紧密起来，供士子京试的会馆随之出现。作为安顿来京应试子弟的理想场所，服务于士子科举的会馆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此类会馆的迅速发展，使得那些专供官绅聚会的会馆在其后发展起来的会馆总数中相对比例日益减小。一般来说，那些偏重于服务士子科举的会馆也属于官绅会馆的范畴。　　商人会馆的形成则和明清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商人，经商的目的在于赚取商业利润，而利润的实现则需要克服诸多障碍。而商人会馆的构建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产物。同一会馆的商人可以通过相互的联合和帮助，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这样，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就可以使同乡共业的商人都有生存机会。　　事实上，官绅会馆的构建相当一部分是有商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商人服务于官绅和科举的会馆这一现象反映出商人对封建政治的依附和投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