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小镇: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与小城镇发展

　　《大城小镇：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与小城镇发展》：　　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GDP结构来看，目前不到60%的人口城市化率与已经超过90%的工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并不匹配，根据有关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10个百分点。由于受到流动人口进城务工难以享受属地化公共服务待遇的政策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导致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优水平的。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　　（5）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在经历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同时还面临诸多难题，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资源瓶颈约束凸显等，如何平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制约、避免陷入“拉美陷阱”是我们在经历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想发挥大国的优势，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迁徙自由。这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自由流动，*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6）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然要求。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依托于国内低价的劳动力建立了工业化体系，经济总量上升的速度领先于全球，但是我们也遗留下过分依赖出口、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资源消耗过大等经济社会问题。当我们面对全球化之后的**次全球经济危机之时，我们突然发现以往赖以发展的低劳动力、出口以及资源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危机的到来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转变，由外延式增长向内生性增长转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　　（7）文化传承是破解或治理城市病并推动城市特色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作为反映城市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以及提高城市辨识度的核心要素，文化传承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各类文化资源，保持城市独特的结构特征和个性魅力，应对“千城一面”、城市衰落等　　（2）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中国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能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崛起、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其中*为基础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通过小城镇建设，就近城市化，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映的是人口对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化对应的是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如果仅仅是户籍身份的转变，却没有对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更有效率的GDP产出，或者只有城市面积的扩张，却没有足够的就业增长作为支撑，这种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更会劳民伤财。　　（3）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应对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抓手。二元经济结构是当前中国主要矛盾的交汇处，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解之题。从市场属性来看，资源要素总是自发地向高收益高回报的产业和区域配置，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快速推进时期，更容易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流入城市，存在着推动城乡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因。加强城乡统筹，目的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共兴共赢。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绝不是城乡一样化、一律化。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是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