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永远的怀念——谷书堂纪念文集

　　《永远的怀念：谷书堂纪念文集》：　　十、杏坛举大旗聚集天下才　　1986年国家恢复博士招生制度。当时刚恢复硕士研究生制度也没有多久，许多人对博士学位还有相当的神秘、神圣感，社会上崇尚的风气是学习和读书，真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似现在的钱本位、官本位那样市井气氛非常浓厚。因此，能够成为博士生，戴上博士帽，是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崇高的“梦想”。　　是年下半年，我在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后，考取了谷书堂教授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博士开山弟子。谷老师先后共招收硕、博士生上百名，我在谷书堂教授招收的硕士学生中属于第二届（不过他**届硕士生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推荐生）；他共招收博士生大约六十多个，我在他招收的博士学生中是**届，其中因一些特殊原因此届唯我一人按期毕业，真正开门弟子，大师兄是也。不过这称号不是我自诩的。自从毕业后，前后共五十多位博士同学们一起聚会时，时不时地要排排座次，论论先后辈号。我这个大师兄可是同学们公认的。但是师弟、师妹们有成就者，大大高于我者，大有人在，如周立群、唐杰、宗国英、尚斌义、刘迎秋、高明华等，都是谷老师的优秀学生。　　自从取得博士读书资格后，我一边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边致力于博士课程学习。谷教授当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的副会长，经常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请一些熟悉实际情况的领导和专家来学校为师生讲课，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房维忠主任讲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天津市经委主任朱大年等讲授工业企业的运行情况等，他们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因此使南开学生培养起一种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务实的素质，受益匪浅。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进入城镇，各种工业改革机制、办法推出，涉及许多人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价格闯关、经营承包、税收分成、工人下岗、收入差别扩大。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一些青年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及经研所的杜厦、金岩石等的努力下，天津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一引导性的学术杂志，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圣坛。国家体制改革委的青年领导，利用体制优势举起改革旗帜，多次召开全国体改研讨会，周其仁、杜鹰等成为风云人物、意见领袖，各种社会思潮纷争，治国大纲并起。　　这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进行中，以什么为主题目，我设想出了很多选择，*后与谷教授商定，围绕收入分配为主题进行研究。这是当时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亟须要回答；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课题，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我经过大量阅读、梳理、研究，按照国外通行的针对问题一提出假设一统计验证一对策建议的思路，借鉴国际先进方法和理论，依据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假设，并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外文献数据，借助国家统计局天津城调队的资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