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评传

　　《湖北国学大师评传丛书：刘永济评传》：　　（一）刘永济何以与《学衡》结缘　　在刘永济的学术生涯中，《学衡》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平台：他正式迈入学术圈子，正是始于为《学衡》杂志撰稿。一方面，与吴芳吉等人一样，刘永济是作为吴宓、梅光迪“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①加盟《学衡》的；另一方面，与好友陈寅恪相似，刘永济也符合“情趣相投的撰稿人”这一标准，是因“学术思想、文化观念与《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趋同，赞成《学衡》的宗旨和主张”②而结缘的那一批作者。　　梅光迪（1890-1945）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不屈不挠地与胡适等人论争而知名。他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攻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作为胡适的老朋友和老对手，胡适在《四十自述》-书的附录部分用较大篇幅回顾了两人学术立场和文化立场的歧异及其剧烈论争。据胡适回忆，1915年夏，“这时候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Ithaca），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的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①“1916年，我们的争辩*激烈，也*有效果”②。胡适和梅光迪，其文化立场的分歧，在剧烈的论辩中越来越大，1919年前后两个针锋相对的文化壁垒由此形成：一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梅光迪对胡适的“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满怀忧虑和不平，决意“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③。梅光迪与吴宓因而走到了一起。1918年8月初，梅光迪与吴宓“屡次作竟日谈”，“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日：‘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④。在吴宓的日记中，他视梅光迪为刘备，而自比为诸葛亮，誓言以保卫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毕生事业。梅光迪则立志效法历史上的申包胥。申包胥一向以无所畏惧地捍卫价值理想而著称：伍员与申包胥，之所以成了不共戴天的对头，个人恩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价值理想的对立。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裂痕正可作如是观。事实上，这种逆新文化运动之主潮，“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的悲壮情结，也是我们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