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学:历史与未来

　　《文化心理学：历史与未来/文化心理学精品译丛》：　　当理查德·史威德在探讨文化在普通心理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尽管心理活动看似受到文化巨大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家假定文化对心理活动的影响是通过一些普遍的机制起作用的，这是心理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普通心理学的主要动力是心理处理装置。这想象出来的处理器超越了运行过程中的任何东西。它包含了文化、情境、任务和刺激材料所有的东西”（1991，p.80）。　　总的来说，将文化纳入到普通心理学的主流范式的早期尝试，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去考察文化的影响。当文化成为一种研究主题时，是以跨文化研究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研究都是以方法论的行为主义的视角进行的，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是作为自变量。不同的文化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刺激，形成了不同的反应模式。因此，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下习得的行为的总和被认为是文化的操作性定义。　　第二种心理学的命运　　尽管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观点并不为方法论的行为主义所接受，但是行为主义者也没有完全否定它的存在（CahanandWhite，1992；Jahoda，1992；Judd，1926；Farr，1983）。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普通心理学中的主导范式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20世纪初，一位来自于德国的哈佛心理学家雨果·缪斯特伯格，试图向美国人证实生理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之间的区别。缪斯特伯格（1914）指出冯特心理学大纲中的实验部分，是因果心理学，这种因果心理学可以用于解释心理状态，这正是缪斯特伯格所对比的目的心理学，他认为目的心理学是一种解释的科学，它所关注的是意义和自我。　　按照因果心理学的套路，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把人格纳入到心理元素当中，且把这一切都纳入到一个包含因和果的闭合系统中。”但是在目的的部分，我们应该看到自我真正的内在单元与人格终极自由之间的一致性。这两种解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相互补充，它们互相支持对方，且它们需要对方（p.17）。同时，他强调由于心理学的不同研究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概念和原理，因此让它们保持相互的独立，以及认识到它们有不同的原理非常重要（pp.16-17）。缪斯特伯格认为只有当心理学家试图将心理生活的一些规律应用于人类服务的目的时，即应用心理学，这两种心理学才能被整合在一起。　　当然，冯特并没有将民族心理学和心理学知识的应用联系在一起。但是缪斯特伯格却做了这样的一个明智的举动。目的性的人类活动包含了冯特所说的高级心理功能所有的特征。人类活动受到语言的调节，并吸纳了群体的信念和习俗。实际上，对实践的参与意味着人类的心理过程是与时间和地点相伴随的。因此，就像卡恩和怀特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反对普通心理学中所提出的人类行为普遍性规律的人，认为心理分析应该从对人类日常活动的分析开始，而不是在实验程序中提取出一些抽象的规律。　　从人类参与目的性活动开始进行心理分析，到心理过程离不开活动这一观点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心理过程并不是由活动组成，活动只是部分。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准则，整体的结构决定了部分的操作。　　这些认为有第二种心理学的许多人都反对种类的延续性的观点。在承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认为智人与其他种群不管是在程度还是在种类上都是有差别的；智人是进化组织的一种新的水平，也就是我们人类，因此同样也导致了心理功能的新规律。　　评价这种质的改变的标准因不同的作家而有所差异，他们一般都是关注人类语言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因为语言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共同构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繁衍，让我们假设，它既是历史的生产者也是历史的产物。思维是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人类思维和文化是缠绕在一起的。　　第二种心理学的另外一个特征可能已经提过了，但是下面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再思考一下。我想指出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冯特所强调的重要性，即前人类心理活动的文化产物并没有从美国心理学中完全消失。　　第二种心理学在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中都崭露头角。在文化一历史理论*受热捧的德国，许多学者力图用他们自己的理论范式，重新建构冯特有关民族心理学的观点。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在知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们同样也以不同小群体的成年人为被试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也研究儿童、原始人、脑损伤人和黑猩猩的语言、问题解决和其他的高级心理功能。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理论建树对研究人类心理的发展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法国，埃米尔·涂尔干和他的学生布留尔对创造人类意识形式中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产生质疑；他们主要关注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调节作用（Durkheim，1912）。在皮亚杰的早期生涯中（1928），他推测在原始文明中的代际关系的文化组织会阻碍自发的道德思维的发展。　　在那个世纪，美国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都曾经在德国接受过博士学习的训练。因此，在美国出现一些支持民族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如此，他们批判将方法论的行为主义应用于心理的理论，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