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

　　《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　　1947年4月24日，立法院正式通过了新《银行法》，包括定义、通则、商业银行、实业银行、储蓄银行、信托公司、钱庄、外国银行、银行之登记及特许、附则等10章，共计119条。9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新《银行法》，并将1931年3月公布的《银行法》以及1934年7月4日公布的《储蓄银行法》废除。按照新《银行法》第119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的规定，1947年9月1日起即予施行。　　新《银行法》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包容性较强，并增加了操作上的弹性。从内容看，除国家银行及省县银行另有条例外，凡民营或政府参与合营的银行“统辖于一法中”，同时，将《储蓄银行法》、《银行注册章程》等方面内容一并纳入，力图“廓清以前所有命令办法”，“使《银行法》以外，别无曲解或变更《银行法》真意之补充条文”；并增加了操作上的弹性，如银行资本因币值不定及各地经济状况不同，不作一律规定，由中央主管官署将全国划分区域分别核定，银行的保证准备金得以公债、库券、公司券等抵充，“俾政府与银行两得其便”。　　第二，将银行进行分类管理和指导。该法将银行分为商业银行、实业银行、储蓄银行、信托公司、钱庄等五种，“其已经核准设立经营业务者，或准维现状，或陆续改正，其呈请设立者，必须严格遵守新《银行法》，务期不久之将来，各种银行纳入正轨，不容挂羊头卖狗肉”；并分别规定商业银行首重灵活，实业银行贵在稳定，储蓄银行旨在严格保障储户，信托公司必须切实履行信托契约，而钱庄则重其习惯，各种银行均以重信求实为根本原则。如商业银行不强其投资于实业，实业银行非偏重于实业放款不可，专业银行且提高其专业放款至50%以上，储蓄银行及信托公司在一定条件下令其负责人负连带无限责任，而钱庄的信用放款提高至50%以下。　　第三，注意宽严并重，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该法一面“放宽业务上之自由发展”，按其种类分别规定，如放款以存款总额为标准；一面“严厉取缔假帐”。此外，中央主管官署既可将全国划区，分别核定资本，并可订定某区某种银行需资若干，某种银行兼营其他银行业务者需资若干；也可视各地区经济金融情形，禁止增设银行或某种银行。　　第四，特别注重了对信托公司、钱庄和外国银行的监管。如对信托公司，为保护信托人利益，规定信托公司执行信托业务涉及法律、会计、人事及其他不属于财物之事项，应委托登记合格执行业务之律师、会计师或委托其他专门技师为之，以免信托公司发生重大过失。对钱庄，准许钱庄的存在及设立，重视其地方习惯，并依其习惯放宽信用放款的限制，除商业银行业务外，得兼营其他银行业务，考虑到各地钱业习惯颇多不同，限制其分设，且于其资本合于银行*低资本额时，应改称为银行。对外国银行，“不采英之宽纵主义，亦不采美之紧缩办法”，就中国自身立场、经济上之需要，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将近百年的历史，“似不能不借重外国银行，以展拓我对国外贸易，并为我国银行分设国外之先导”，外国银行可申请特许设立，准许外国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以利我对外贸易及实业银行业务，以助我国内建设，同时又限制其不得兼营储蓄银行或信托公司之业务及限制其所收定期存款运用于中国境内①。　　对于正式公布施行的新《银行法》，当时理论界和银行界多持肯定态度，如认为从条文精神上看，已减少了战时管制痕迹，从条文技术上看，富于弹性与概括性，“融合各种银行法规及管理条例，规定周详，成为现在一个完善的银行法，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②。正如《银行周报》主编朱斯煌所言：“是以此次立法，颇得金融界之好评。此后金融事业将有大道可循，诚为中国金融史上足资纪念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