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言实出版社雄风文丛记得

九月九的风景　　有一首歌子的头两句是：“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每有艺人歌唱，我都会聆听三分钟之久，细品其味，尤其身在旅途的时候。读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弟兄》，可知这个九月九是中国的阴历，即登高赏菊的重阳节。人若以阴历正月初一出生推算，能活满二百七十九天左右者，走到九月九都没问题。然而，九月九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空间在哪里则不得而知。　　若再将人生比作一条路，那条路又是限速的，曲曲弯弯，窄窄宽宽，跌跌宕宕，伏伏起起，走到尽头就很需要一些时间。高速路好倒是好，走起来反而要吃大亏，因为它节省了时间，同时也节省了生命的长度。当然有人在一生中，可能会上一次高速，譬如要走破脑壳运，或者要倒八辈子霉，但听得马达一响，呼隆几下就到达了人生的极点，要么上天，要么入地，要么先上天然后再入地。　　同时我还在想，这条路的中途有没有三岔口，走上三条甚至更多岔路的人，他们的九月九又各自落脚何处。后来我假装反思的样子问自己，在我这长长的一生中是否走错过路，回答肯定是走错过的，*错时一天要错好多次，被小鬼骗喝了孟婆汤一般。不过有几个紧要三关处，我似乎是走对了，这就决定了我今天还能安静地坐在电脑前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写下这篇可做纪念的文字。　　先说父亲，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么？我的父亲年轻时走路不慎，走着走着被人把一顶做好的“帽子”戴在了头上，而且他这一戴还牵连到我。于是在我不满十五岁的那一年，我回到我们的老家和他患难与共。这种特殊生活，其实是很丰富多彩的，并非电影电视中演的那么千篇一律，时而还有奇迹发生，比方说负责监督和改造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破例不拿他当右派看，却口口声声以先生相称，把全世界*轻的农活儿连贫下中农都不舍得安排的偏要安排给他。如捡粪，如刮田埂，如给社员们记工分，后来还索性提出来和他搭一个亲家，也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我。　　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从天而降的喜讯，怎不教走入人生低谷的人兴高采烈，那一天他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喝完了亲家酒，红着脸，哼着歌，扛着粪筐一溜小跑回来向我发出通知，不料遭到了我的一票否决。我以离家出走相威胁，全然不顾他的死活，以及他如何去向他的恩公交代。他始而吼，继而骂，百般手段全部无效之后，*后他软弱地哭了起来。我们父子只差一点反目成仇。我之所以没有出走，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出走而停止了威逼，宁可硬着头皮去向他的亲家请罪。直到事过多年，他平了反，我也有了工作，“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他竟害羞地笑着低下头去。　　有时闲着没事，我就爱玩假设，假设我十五岁那年是个孝而顺从的儿子，父亲指东我不打西，今年的九月九日我在哪里，在干什么？　　母亲当时的工作还在，听说我们父子之间斗争异常激烈，写信让我到她那里去学木匠。我乘兴去了，那个命中不能做我师傅的四川佬，在见到我之前先耳闻了我的父亲，唯恐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用抑扬顿挫的川言劝我改变人生志向，说，这么秀气的娃儿，啷格儿不去学个医噻？　　我懂得这叫婉言谢绝，于是又回到父亲身边。这年冬天，我像做着一个春梦，同时还像骗子，去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躲在阴暗角落的右派父亲这次扮演着巫师的角色，只是不忍心说出他的谶言，我走时他嘱咐我早些回来，我回来他催促我快些吃饭，说完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了我极想听到的话。回家后我鼓足勇气，正要告诉他我又被人婉言地劝出了验兵场，忽然我看见他闪闪的泪光，才知道这个结果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　　很多人都能上工农兵大学，我觉得我比很多人强，只可惜我不是工农兵的儿子，本人也不是工农兵，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上了大学，毕了业，分了配，进了首都北京的大机关。有一位曾经在工农兵大学入学表上盖过公章的大队会计，也是我们父子险些成仇的知情人，同时还是老牌的初中生，自以为旁观者清，觉得我已到了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上，决定像智叟一样做我的启蒙者。他扛着一把锄头站在曲线的田埂上，为我讲解起了农业知识以外的美术和化学，批评我做错了一道题，现在重做一遍为时不晚。　　我非但没有醍醐灌顶，反而想起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浑身肌肉一麻，这次婉言谢绝的是我。　　闲下来我又假设，假设我今生做了木匠，当了兵，上了工农兵大学，后者是用化学的技术，我不知道今年的九月九日会在哪里，在干什么？　　又有一天，我在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民家里见到一本撕了封皮的辞典，他家女人用它夹着针线，翻开看了几页，书中写的都是文学艺术家，他们的出身居然一个也不地道，要么是地主的小姐，要么是资本家的少爷。那本辞典纸页发黄，边角卷起，里面是竖排版，繁体字，人名和地名的左侧画着短促的波浪线，分明编印于一九五七年之前。虽然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毫无疑问都是资产阶级。我怀着无意中找到一丘之貉的激动和喜悦，自以为是另一个哥伦布，发现了自己当不上工农兵大学生以及军人和木匠，但是，可以当一个文学艺术家。　　连我的父亲也没觉察，从这天起我开始了猛烈的读书和写作。那年冬天我正满十八岁，这位十八岁的哥哥可没心思和小英莲坐在小河边，每天劳动一结束就趴在一盏煤油灯下，觉得寒冬不寒，冷风不冷，胸中升起一轮朝阳，眼前由黑暗变得光明一片。第二年我写完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把它誊在一摞自己油印的稿纸上，给它取了一个象征自己美丽前程的名字，叫作《绿水青山》。　　接着我步行三十里路，到县城的照相馆里去照了一张相，计划在这本书出版时印在扉页。我懂得那页有作者肖像的纸比内文要白，要厚，要细腻和光滑，用食指翻动时发出轻微而好听的声音。我已读过很多本薄薄的署名鲁迅的书，这个集那个集的，我莫名地喜欢上了这个人，包括那一撮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小胡子。　　然而我的水没绿，山也没青，直到现在我已成了老翁，那一部真正的处女作依然密藏在老家的一只油漆斑驳的旧书柜里，每次还乡我还会打开柜门无限深情地看它一眼。不过我却因此而名震山城，待到父亲平反，雪过天晴，有三家单位抢着要把我招去写作公文，总结材料和调查报告之类，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和长篇小说是姊妹艺术，向我郑重表态，写得好就把我提拔为股一级的领导干部。我将计就计，装聋作傻，选了其中一家作为活命的食堂，假以写作公文之名依然写着小说。并且开始发表，开始打响，开始出名，开始翅膀硬起来了，十分自信地感到可以离开单位的束缚而去自由任性地写作了。　　这个时候，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不拘一格，挽起裤脚，在珞珈山上一口气种了“七块试验田”，其中的一小块，是史无前例的作家插班生。　　作家插班，这两个词语如金风玉露，一旦相逢，便形成一件陌生但却美妙的事，令天下才子蠢蠢欲动，五名考官翘首待之。苍天幸我，于两万个报名者中被择优录取，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初中一年级，插入恢复高考后的大学三年级，跨七级而一步登上了仙山珞珈。　　我像作别西天的云彩，作别了银行，文化馆，文联，像扔下长征路上的辎重，扔下了档案，工资，户口，粮油关系和有关组织的一切，裸奔到我的向往之地。这在今日，是一出多幕的荒诞剧，而在当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则是一条必须的生命线。我一心二用，脚踏双舟，以每年发表作品的数量换得省作家协会的生活津贴，人却在即将免职的刘道玉耕种的试验田里，不要命地往上生长着。　　毕业后我到了北京，这是我走过很多地方以后，希望*终到达的城市。　　越二十五年，我为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作传时，这位曾经也为我们鸣不平的校长告诉我说，我本可以在三十三年前就考上这所大学。那是结束工农兵推荐重新正式高考的**年，让一个只学一年初中数学的学生考试高中几何，一个也只学一年俄文的学生考试英语，虽然后者是参考分数，但是前者如得零分，文章写得再好还是不行。　　这也是他执意改革的原因之一。校长怨我，不得零分有一个诀窍，对那道共计十分的选择题要么全部划勾，要么全部打叉，因为十道题里总有一道是对的，或者总有一道是错的，你怎么就那样笨呢?　　他骂我笨，乃是变着花样夸我诚实。他说当年我如那样聪明地做了，我就会是今天我的学兄，然而当年会是学兄的我，也未必就是我的今天。　　教育家的思想总是让人受教终生，只要向着一个方向行走，每一条路都是同一条路，*终走到前面的那个曾经走在后面的人，往往都是品性诚实的人。　　这条我正走着并且还将走下去的路，的确是向着前方的。然而大凡是路必有分支，如江河，如树木，更如人之一生。若是路的一侧开满了鲜花，另一侧遍布着荆棘，行路人是该醉入花丛，还是踏荆而去，就不仅要看他的追求，还要看他的品性了，这将决定着他明年的九月九会在哪里，在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