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语.夜读-探寻当代文学中的叙事可能

理想的救赎
——读王昕朋作品有感
文学于生活，在两个端点摇摆，它们一起喧嚣着轻轻划动，各不相干，经久而缓慢，渐渐变得沉闷而缺少生机。似乎只剩下简单的、刺耳的、滞涩的声响。尤其是生活，处处都有无奈在堆积，有霸道在膨胀。文学却在这时，摆向了另一侧。我们曾经经历了对文学的全民追崇，一文成名，人手一书的世情，曾经弥漫整个中国。然而事过境迁，现实里，人在唯物质的欲望主义中奔走、呼号、沉浮，对心灵养护，对道德培育，对读书，对创作，或者说对文学，深表不屑。人的身心，在争名夺利中亢奋而疲惫。已经没有一部书，可以深入人的心底，激发大众的瞩目。低俗图书不在此例。低俗的图书，仍然在作者自己的噪嚷中，在书商的策划鼓吹中畅销，利润如飓风狂飙刮来刮去。对于人类社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尴尬；对作家来说，却是历史机遇和真与假的考量。这是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我们看到，或者看不到，现实中，道德的日渐衰微在理想主义的话语崇高中，真的像钟摆般地划动，在人们的灵魂里刻下左一道，右一道，深深的印痕，恶魔般用时间的利剑，砍剁善良和人性。这一个发现，正是文学的发现，也只有文学的记录，才能*终证实它，并将比生命更长久。历史留下了秦汉散文，魏晋六朝小说，唐宋诗词，近代笔记话本，民国白话小说，密密麻麻堆积着的文字，无不汇聚着民之酸甜苦辣，仔细看，白骨累累，鲜血淋淋。其实，以小说虚构的故事比照现实里存在的荒谬，可见到文学，正在演绎着真实的历史，虽然它的表现，在现实中显得十分羞涩。
著名作家王昕朋的文学创作，就是在现实中寻找真正理想社会的探索。他在长篇小说《漂二代》里所写到的“户口”问题，精准地再现了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况。他发现，当下中国中正在为幸福生活而南征北战的打工一族，被真实的生活悬挂起来，使人们在城市和乡村，首都和外省，奸诈和拼搏，压迫与被压迫间徘徊。所谓的北漂者（包括漂在城市中所有的民众），每一个都鼓足了勇气，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瘦弱的老马，背负行李，高举追逐幸福的长矛，向内心的理想，向美好的爱情，向梦幻中的生活开进，他们前赴后继，一代接一代，走入了万劫不复的大轮回中。可现实比理想更坚硬，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人，还是捉襟见肘的穷人，都被“户口”这个问题所束缚，在不能自由迁徙的现实面前，一样碰得头破血流。漂二代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面临的不仅是政策壁垒，还有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官员们的贪得无厌，还有这些城市中土著们自高自大的排外情绪，还有穷酸未蜕色劲先来的为富不仁的奸商们，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威胁到漂泊者们的权利和存在，生命被贬，毫无尊严，已经变得分文不值。这一被王昕朋称为“漂着的人”的庞大群体，在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带着内心中的梦想，抛家舍业，拥挤进波澜壮阔的城市大开发中。他们在生猛海鲜的泛滥里，在鸳鸯火锅的翻滚里，紧衣缩食；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孤独地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所有的美好现实，对于他们都是虚幻的图景，都不属于他们，像华兹华斯诗歌里的小溪，“夜晚可以听见，白天却寂不可闻”。这就是现实。《漂二代》中的他们，在一场彼此打斗的假伤事件中，突然发现：他们来北京打工二十多年了，黑发熬成了白发。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还不如北京的一条狗，有钱人的狗，都可以在北京上户口，但他们不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他们都受到歧视，被怀疑，被盯紧。他们一边为城市建设发展拼命地付出，一边被社会隔离、抛弃。十八里香地区的种种矛盾，因而爆发。毛姆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动乱的世界，小说家理应关注这个世界。将来的世界也不会太平。自由总会受到威胁。
作家用自己的爱，对社会观察和判断，首先必得发现自己的良心，还有对这个民族的忠诚，使自己的心与大的心融合，才能在芸芸众生中感觉快乐与痛苦的琐碎，才能鄙视邪恶，宣示善良。这一点很重要。王昕朋的小说，不仅仅是《漂二代》，他的众多作品，都把关注点集中在大众身上，写他们的生活遭遇，奋斗，坎坷，苦乐。因为这是大爱，是真正对人群，对民族的爱。好比医生为患者把脉，他必得发现肉体或精神的病变，才能给出建议药方。当然，也有找不到病灶的医生和无良瞎哼哼的作家，当然更有讳疾忌医浑浑噩噩的患者。浮皮潦草的文字正在假冒文学洪水般泛滥，歌功颂德的作家正在得意着舐痈吮痔，或许这就是文学不再被大众关注的重要原因。
从王昕朋的长篇小说《红月亮》《天下苍生》《天理难容》等，到中篇小说《风水宝地》《村长秘书》、“并非”系列，再到《金圈子》，他都从现实的角度，描写了生活的繁复，塑造了众多各具特征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以及他们作为人活着的窘境，还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罕见的狡诈。可以说，王昕朋的文学创作，视角宽阔，题材广泛，理性而又充满了爱。从小说里的故事到文学内涵，作家于创作中，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并把它溶于自己的作品中，将现实生活升华为人文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不仅得到读者喜爱，也受到了众多文学期刊和文学选刊的关注。
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共同点，都在关注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在关注社会的平等自由等方面，融入了作家的真情大爱。譬如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中，就描写了法国大革命前社会各阶层人的不同命运，刻画了冉阿让、妓女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仁慈的卞福汝主教、改邪归正的警察沙威、贪婪下作的德纳第夫妇等众多人物，再现了其时社会的矛盾，探询人生的痛苦，人性的善良，表率人的大爱所在，同时鞭挞统治者及所谓上流社会的德行丑恶。这便是一部小说的可贵价值，《悲惨世界》因此不朽。
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颐武先生，在评论长篇小说《漂二代》时这样写道：

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城市中的感情、欲望、行动被王昕朋写得异常真切和生动。王昕朋所钟爱的是用传统的写实的方式，充满同情的笔触来真实地表现“漂二代”。从风格上，这部小说承继了如狄更斯、巴尔扎克、德莱塞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表现这一进程所运用的写实传统，描写事物曲折尽情，刻画人物相当深入。
那么，回到作品本身，可以说《漂二代》这部小说，是当代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
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一位作家，他首先不是要讲个故事，不是要讲个世俗的男女情爱，或婚外恋，或家长里短，而是要发掘人性，将生命百态溶解在作品中，同时还要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揭露丑陋，褒扬善良，以自己的笔，勾画出平等的理想社会。当然，作家不是万能的上帝，他无法也无力解决社会存在的悖谬，不能将邪恶势力驱除干净，更不能使每一位平民获得温暖和庇护。但是，他要将自己发现的不合理现象，提出来，将一切以权霸道、为富不仁、压榨民众等行为归于罪恶，让所有的人看到这种事实的存在，呼吁人心向善，帮助社会回归到理性发展的道路。舍此内涵，任何体裁的文字作品，无论其自我标榜，或被人吹捧叙事多么细腻，结构多么奇妙，语言多么朴实，严格地说，凡是只写鸡零狗碎的东西，都不能算在文学的范畴。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如此，它必得在颂扬人性之美丑善恶中，有所发现，有所担当。当我们读到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救下美若天仙的艾丝美拉达时，在读者内心里翻搅的绝不仅仅是美与丑的碰撞；当读到高老头把一生的爱，都倾注给两个女儿，他却被亲生女儿赶出家门而死时，读者是不是会诅咒那两个女儿缺少人性呢；当读到妓女娜娜把米法伯爵等贵族踩在脚下，羞辱，蹂躏，抛弃时，读者是否仅仅看到了娜娜丰腴的双腿和高耸的乳房呢？每一部作品背后，都存在着社会无情的黑暗，每一位人物都有独特的深刻内涵。
属于文学的小说，总是强调虚构性，但我们知道，虚构的小说，这一部或那一部所讲述的故事，往往会是生活里的真实发生。出色的细节描写，有时候像录影机的定格画面一样，真实地再现一种生活存在，甚至将现实浓缩，其逼真的程度，无论美或丑，特写般的触目惊心。
王昕朋在《漂二代》中所揭示的问题，读后使人伏案唏嘘，因为它涉及了打工族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问题，但这正是作家对社会的大善之心。王昕朋的作品，在展现当下社会真实现状，对善良赞扬，对丑陋鄙视的同时，更多的是呼吁对大众的爱。因此可以说：小说的冲击力，超越了文字内涵，承载着更多的信息，记录了社会改革的真实进程，记录了两代人生命的前赴后继。作品的文学价值，由此奠定。
现实主义的文学，或许正在分割为两极。一种是为民生存发声，为社会发展把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另一种是热衷写风花雪月美化现实，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实，提出问题者，才是对国家的真爱，是促进问题的修正和改进，让社会发展少走一点弯路，更快地达到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者却未必，其用心十分险恶！
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揣摩，提倡普世价值的实现观，与生活中的理想有不同，因为用现在时比照将来时，一丝一缕都是沉重，根本无法等同。假如我们把堂·吉诃德揉搓进《理想国》，塞万提斯和柏拉图一定会疯掉。这就是小说带给我们的困惑，也是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