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制度研究

一、 上海文化产业供给侧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一） 上海文化产业供给侧制度 改革的国际差距《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使上海成为文化事业高度繁荣、文化产业高度发达、文化品位高度提升的现代文化城市，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2016年秋天，在市民、专家和规划师的共同参与下，上海又提出了迈向2040年的宏伟愿景——将25年后的目标设定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这是上海发展的远期目标。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要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思想基础上，及时确立上海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地方政府法规和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给发展卓越的全球城市相符合的文化产业以制度性保障，这样才能使文化产业发展可持续。 创新力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只有提升创新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上海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国际影响力。这种创新力主要是文化产业的创新团队经过艰苦的精神劳动创造出来的，创新力的可持续发展要有制度作为保障。上海市人大代表韩娜以文化产业公开的数据表明： 上海文创产业在2014年总产出8386.2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在2014年中国盛世文化产业排行榜中获文化产业“影响力指数”的第1名，但是“驱动力指数”则处于第10位。此外，韩娜在进行城市比较时发现，纽约文化创意人才占都市人才就业人数总和的比例约为12%，伦敦为14%，东京为15%，而上海仅有0.1%。高端人才的匮乏使文化产业在创新上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是文化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这说明上海文化产业落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根本原因是高端人才的匮乏，而文化产业的创新团队是高端人才的主体。因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只有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才能真正解决。 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使中国精神在世界传播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虽然近年来上海在文化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还没有根本改变其产业层级相对低端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低端的文化产品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方面，也即缺少知名的文化品牌和高端的文化服务。文化产业作为上海建设现代化文化大都市的支柱性产业，其支撑的比重和内容还不够。文化产业低端文化产品产能过剩而多样性的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供给侧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存在，影响了上海文化产业链的形成。这种状况和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大都市一比较，更加一目了然。关键是制度的确立。 纽约是一座世界级国际化大都市，直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娱乐与时尚界。2013年，其GDP超越东京，位居世界**。2011年，纽约美国国内游客有4030万人，国外游客1060万人。百老汇每年为纽约贡献超过22亿美元。纽约的文化娱乐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以百老汇音乐剧为核心的时报广场经济圈年度营业总额逾1100亿美元，占全市年总产值18%，而政府投入*多的重点是各种“草根”艺术团体、社会公益性基层文艺社团的文化项目，被视为纽约文化产业链的基础，形成了制度。虽然文化娱乐业是纽约第二大产业，但政府并没有把“产业”二字放在首位，而让文艺仅限于为经济搭台。市长布隆伯格说：“市政府应该将支持社区文化发展放在首位，以鼓励文化创新。”在“草根”文艺活动项目中，“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范例。每年夏天，纽约中央里公园都要进行莎士比亚戏剧的免费演出，这被称为莎士比亚戏剧节，是纽约夏季艺术狂欢的重头戏之一，也是纽约大众文化与经典戏剧艺术结合的典范。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园里的莎士比亚”不仅表演了150多场莎士比亚和世界经典名剧，还作为实验剧场，为新人新剧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一些新戏在这里免费演出之后，登上了百老汇和林肯艺术中心的大舞台，有的还得了戏剧表演托尼奖。目前，这个露天剧场已成为经典戏剧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的平台。 伦敦的创意产业成绩显著。1997年至今，英国整体经济增长了70%，创意产业却增长了90%多，发展速度远高于总体经济，而伦敦的创意产业总值占了英国创意产业总值非常大的比重，如2000年就达到了24.68%。2001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人均产值约为2500英镑，几乎相当于英国的两倍。伦敦创意产业凭借着每年210亿英镑的产出值，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且文化产业得到金融业的支持与引领，也形成了制度。根据2014年公布的官方数据，英国的创意产业每年为其国家经济贡献高达714亿英镑，相当于平均每小时就有800万英镑入账，英国拥有欧盟*大的创意产业，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成功的国家，其中伦敦功不可没。伦敦拥有全国40%的艺术基础设施、2/3的电影制作岗位、70%的电视制作公司、3/4的广告业岗位。伦敦贡献了全国设计业总产值的50%、音乐产业总产值的70%、出版业总产值的40%。当前英国全部约1100个独立电视制作公司中，近700个都位于伦敦。伦敦还拥有全国85%以上的时尚设计师、40%以上的出版业从业人员。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已经成为全球的创意中心，被认为是全球三大广告中心城市之一，2/3的国际广告公司的欧洲总部都设在伦敦。伦敦充分利用了其世界一流的法律和金融配套服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伦敦领先于世界上诸多城市，拥有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和相关制度。伦敦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拥有宽松的融资环境和强大的融资能力，伦敦创意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和融资能力高居世界各大都市榜首。伦敦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民间投资者积极支持有发展潜质的创新型个人或企业，建立政府、银行、行业基金、创意产业间紧密联系的融资网络，设立各种资金资助计划和制定扶持性税收政策，对创意产业予以支持，从制度安排的资金上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进入1990年以后，东京化工、石油、钢铁等产业全面退出。因为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衰退过程中，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在金融、通信服务等行业部门实施了各种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供给侧方面为主的改革，打破了行业垄断，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促进了金融、租赁、广告、信息服务以及各种专业服务业的发展。此外，“总部”集聚使生产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产值逐年上升。生活相关娱乐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饮食餐饮业都成为东京都内环的主导产业，三类产业在内环地区均拥有较高的产业集聚度。其中，内环地区从事生活相关娱乐服务业的事业所数占整个东京都的65.3%，从业人数占整个东京都的59.7%。在东京特定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出版印刷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主导产业，如今已成为**制造业，2009年起，其事业所数、从业人数、产值分别占东京都全部制造业的20.1%、19.7%和16.4%，占据了整个制造业1/5左右的份额。由于东京的杰出贡献，日本的文化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更是成果巨大，占世界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今天代表了日本当代流行文化的动漫、游戏，主要始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种不同于过去日本传统文化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受到了大量欧美文化影响的混血文化。究其根源，可以说是明治、大正年间日本社会对于欧洲文明的向往，以及战后横行世界的美国大众文化，再加上日本战后一代人的“反体制文化”。这种流行文化也正是从日本战后的一代开始风靡起来。大量生产、消费的产业链，再加上面向国际化的市场，以及高科技和复合的媒体与媒体资本的支配，使得日本的文化产品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在经济近乎停滞的这20年间，其文化产品却仍然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世界。 巴黎的市区面积并不大，但是有很多文化中心、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娱乐中心、阅览中心、资料中心和信息中心，其总数多达300多个。巴黎还拥有134座博物馆、170多家歌舞厅、350个电影厅、141个剧院和64所市属公共图书馆。巴黎的体育设施在世界城市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在仅仅105平方千米的面积里，有400多座体育设施；巴黎的群众性体育组织也相当多，仅社区体育组织就有600多个，各种俱乐部3500多个。法国大约有1.4万座古代建筑和遗址被列为历史古迹，其中，巴黎受到保护的古建筑有3115座，像著名的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巴黎歌剧院和凯旋门等历史建筑都保存完好，就连在公众看来不起眼的下水道也成了巴黎著名的旅游景点。据法国相关部门的统计，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巴黎的文化旅游业城市GDP的比重一般年份均能达到20%以上，成为法国旅游业的领头羊，这些都落实到制度保障上。巴黎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并*终成为“文化之都”，*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创造适宜文化生存的土壤。 相比之下，上海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规模和实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是和这些已经建成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有较大差距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