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华林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互联网口述历史”（OHI）是方兴东博士在2007年发起的项目，原是名为“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的专题活动，由互联网实验室、博客网（博客中国）等落实执行。在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尝试后，2010年，方兴东博士个人开始撸起衣袖集中参与和猛力突击。因此，“互联网口述历史”在2007年至2009年是试水和储备，真正开始在数量上“飞跃”起来，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些年，方兴东博士一边“创业”，一边在创业之外默默采集、积累“互联网口述历史”。一直来，只有前前后后的几个助理扛着摄像机跟着他。助理有走有来，而这事，他一坚持就是近十年。 　　2014年，我从《看历史》杂志离职，参与了“互联网实验室文库”的筹备，主持图书出版工作，致力于打造出“21世纪的走向未来丛书”。“互联网实验室文库”的出版包括四大方向：产业专著、商业巨头传记、“口述历史”项目、思想智库。 　　在之后的时间里，“互联网实验室文库”出版了产业专著、商业巨头传记、思想智库方向的十余本书，而“口述历史”却未见一本成果。当然，这是因为“口述历史”所需的精力消耗*大，时间周期*为漫长，整理打磨*为精细，查阅文献资料*多，过程*为折磨，集成*为被动…… 　　以往，一本书在作者完成并有了书稿后，进入编辑流程到*后出版，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而为了让别人明白做“口述历史”的精细和繁冗，我常说它是从-10到1的过程。因为“口述历史”是一个掘地百尺的工作，而作为成果能呈现出来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口述历史”的整理之外，我们还积累形成了10余万字的互联网相关人物、事件、产品、名词的注释（词条解释），50余万字的中国互联网简史（大事记资料），以及建立了我们的档案保存、保密机制等，这些都是不为人知的，且仅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 　　“过去”已经成为历史，是一个已经灰飞烟灭的存在，人们留下的只是记忆。“口述历史”就是要挖掘和记录下人们的记忆，因为有各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它，所以，我们需要再经稽核整理。因此，“口述历史”中的“口述者”都是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 　　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曾经这样评价“口述历史”这一形式：“这种史学撰写有着更为浓厚的原生态特色，摆脱了以往史学研究的呆板僵化，因而更加生动鲜活，同时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这种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一种采访。相对于纯粹的回忆录和自传，这种口述历史多了一种真实到可以触摸的毛茸茸的感觉。” 　　“口述历史”让历史变得鲜活，充满质感，甚至更性感。 　　我在采访方兴东博士，要其做“访谈者评述”时，他曾在评述之前说了这么一段话：“互联网不仅仅是那些少数成功的企业家创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各界共同创造的一个人类*大的奇迹——中国互联网能够有7亿网民，这绝对是全球的一个奇迹。中国有一大批人，他们是互联网的无名英雄，基本上在现在的主流媒体上看不到他们。但我觉得这些人在互联网*初阶段，在中国制定轨道的过程中，铺了一条方向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很多东西当年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实际上*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试图在‘互联网口述历史’里，把这个群体挖掘出来、呈现出来。” 　　我想，这是方兴东博士的初心，也是“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产生的源头。 　　出版人和作家张立宪（老六）曾讲过一则与早期的郭德纲有关的故事：“那时候郭德纲还默默无闻，他在天桥剧场的演出只限于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人知道……当时就和东东枪商量，我们要做郭德纲，这个默默无闻的郭德纲。但是世界的变化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快，从东东枪采访郭德纲，到*后图书出版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郭德纲老师已经谁都拦不住了。那时候就连一个宠物杂志都要让郭德纲抱条狗或者抱只猫上封面，真的是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依然很庆幸，就是我们在郭德纲老师被媒体大量地消费、消解之前，我们采访了他，‘保存’了他。一个纯天然绿色的郭德纲被我们保留下来了。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抢救，这种抢救不仅仅指我们把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在他消失之前、在他去世之前给他保存下来；也包括像郭德纲老师这样的人，他虽然现在依然健在，但是‘绿色’郭德纲已经不见了，现在是一个‘红色’的郭德纲。” 　　从某种程度上讲，“互联网口述历史”也是在尽可能抢救和保留“绿色”的互联网人。所不同的是，我们不是预测，而是挖掘、记录、还原、保存。因为我们是基于“历史”，是事发之后的、热后冷却的、不为人知的记载。至于“绿色”的意义，我想就像常规访谈与口述历史的差别，因为所用的方法、工艺、时间、重心完全不同，当然也就导致了目的与结果的不同。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也是共同创造的过程。因此，“口述历史”作品一般蕴含着口述者和访谈者（整理者、研究者）共同的生命体验。 　　“口述历史”一般有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几个维度。在“互联网口述历史”中，因选题缘故，我们还辐射了更多不同的维度与向度，如技术史（商业史）、制度史（管理史）、文化史（社会变革史）以及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强调的思想史。 　　在“互联网口述历史”近十年的采集过程中，其技术设备一样经历了“技术史”的变迁。例如，在2007—2013年，用的还是录像带摄像机，而在2014—2016年，用的是存储卡摄像机。 　　“互联网口述历史”从采集到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承着这样几个标准：有灵魂、有逻辑、有层次、有侧重，注重史实与真相。 　　“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取舍与主张 　　在采集回的“口述史料”的使用上，我们采用了“提问+口述+注释”的整理方式，而非“撰文+口述”的编撰方式。这样的选择，就是为了能够更加不偏不倚、原汁原味地还原现场，并且不破坏其本身的血脉与构造，以及我们在其上的建构。我们希望做到，类似一张“拓写纸”在字帖上的存在。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也是严格按照“口述历史”的方式整理、校对、核对、编辑、注释、授权、补充、确认、保存的（为什么授权顺序靠后，我在后面解释），但在图书出版的*后，也就是目前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是特别纯的“口述历史”了。因为读者会看到，我们可能加入了5%左右别处的访谈内容。这么做有的是因为文本需要，有的是因为空缺而做的“补丁”，有的是口述者提供希望我们有所用的。对这些内容的注入，我们做了原始出处的标示，并同样征得了“口述者”的确认。 　　在整理的过程中，应访谈者的要求，我们弱化了其角色特征，适当简化了访谈者在访谈中的追问等“挖掘”过程，尽可能多地呈现口述者的口述内容，即被挖出的“矿”；也简化了部分现场访谈者对口述者的纠正。这样的纠正有时是一来二去，共同回想，提坐标、找参照，*终得以确定。这样的“简化”也是为了方便和照顾读者，我们尽量压缩了通往历史现场过程中的黑暗与漫长。 　　在时间轴上，我们也尽量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做了调整，但因“记忆”有其特殊性，人的记忆有时是“打包”甚至“覆盖”的（只有遇到某些事件时，另一些事才能如化学效应般浮现出来，而如果遇不到这些事件，它可能就永远沉没下去了），因此，会有部分“口述者”的叙事在“时间点”上有连接和交叉，所以，显得稍有些跳跃和闪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为了梳理“时间点”而去做强行分拆和切割。 　　在口语上，我们仍尽可能保留了各“口述者”的特色和语言风格，未做模式化的简洁处理，所以，即使经过了“深加工”的语言，也仍像是“原生态”的口语，只是变得更加清晰。 　　时常有人关心地问：“你们的‘互联网口述历史’怎么样了？怎么弄了好久？”其实这是难以表达的事，我们很难让人了解其中的细节和背后的功夫。“口述历史”中的那些英文、方言、口音、人名、专业词汇，有时一个字词需要听十几遍才能“还原”；有时一个时间需要查大量资料才能确认；与“口述者”沟通，以及确认的时间，有时又以“年”为沟通的时间单位，需要不断询问与沟通，因为这期间也许遇有口述者的犹豫或繁忙；为了找到一条“语录”，我们可能要看完“口述者”的所有文章、采访、演讲……就是这一点又一点的困难、艰辛、阻碍，造成了“口述历史”的整理及后续的工作时间是访谈时间的数十倍。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所长陈三井曾说：“口述历史*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而没有系统性的，往往是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 　　我曾和团队同事分享过这样一个比喻：整理口述历史，就像“打扫”一个书柜，有的人觉得把木框擦干净就可以了；有的人会把每一本书都拿下来然后再擦一遍书架；还有的人在放进去之前会把每本书再擦一遍。而我们呢？除了以上动作，还需要再拿一根针把书架柜子木板间的缝隙再“刮”一遍，因为缝隙里会有抹布擦拭的碎纤维、积累的灰尘、纸屑，甚至可能有蛀木的虫卵……（我当时分享这个比喻的初衷，就是提示我的同事，我们要细致到什么程度。现在看来，这个比喻也同样表现了我们是怎么样做的。） 　　在“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出版形式上，我们也曾纠结于是多人一本，还是一人一本。在*早的出版计划中，我们是计划多人一本（按年份、按事件、按人物），专题式地出版一批有“体量”的书。当多人一本的多本“口述历史”摆在一起时，才能凸显“群像”之意，也因为多人一本的多文本原因，读者阅读起来会更具快感，对事件的理解视角也更宽广，相互映照补充起来的历史细节及故事也更加精彩（也就是佐证与互证的过程）。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种“完美”的形式去出版。因为“口述历史”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无论是前期的访谈，中期的整理，还是后期的修订、确认，它们都在不同时间点有着不同程度上的难点，整个推进过程是有序不交叉且不可预知的。*早采访和整理的也许*后才被口述者确认；*应先采访的也许*后才采访到；因为在不停地采访和整理，永远都可能发现下一个、新的相关人……这样疲于访谈，也疲于整理。囿于各种原因，我们没办法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式出版。因此，*终我们选择了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一人一本的出版方式，出版顺序也几乎是按照“确认”时间先后而定的。我们同样放弃了优先出版大众名人、有市场号召力的人物、知名度高的口述者，以带动后面“口述历史”的想法。 　　尽管我们遗憾未能以一个更宏伟具象的“全景图”的形式出版，但一本一本地出版，仍能在*后呈现出效果。未来也仍能结集为各种专题式的、多人一本的出版物，将零散的历史碎片拼接成为宏大的历史画卷。因此，希望读者能理解，目前的选择是在各种原因、条件和实际困难“角力”后的结果。为体恤读者，呈现群像之张力，我在这里列举几位口述者的“口述历史”标题，先睹为快：《胡启恒：信息时代的人就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田溯宁：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都是理想主义》《张朝阳：现在的创业者一定要设身处地想想当时》《张树新：我本能地对下一代的新东西感兴趣》《吴伯凡：中国互联网历史，一定是综合的文化史》《陈年：以前互联网都很苦，大家集体骗自己》《刘九如：培训记者，我提醒他们要记住自己的权利》《胡泳：人们常常为了方便有趣而牺牲隐私》《段永朝：碎片化是构成人的多重生命的机缘》《陈彤：我做网络媒体之前也懵懂过》《王峻涛：创业时想想，要做的事是水还是空气》《陈一舟：苦闷是必需的，你不苦闷凭什么崛起》《黎和生：其实做媒体主要是做心灵产品》《冯珏：现在的互联网没当年的理想和热情了》《王维嘉：人类本性渴望的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洪波：中国互联网产业能发展到今天得益于自由》《方兴东：互联网*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互联网精神》《陈宏：当时想做一个中国人的投行，帮助中国企业》《许榕生：我所做的其实只是把国外的技术带回中国》……举例还可以列很长很长，因为目前我们已整理完成了60余人的口述历史，以上举例的部分“口述历史”标题，有些可能稍有偏颇，甚至因为脱离了原有的语境而变成了另外的意思；有些可能会对“口述者”及业界稍有冒犯；有些可能会与实际出版所用标题有所出入。在此，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谅解。 　　在事实与真相上，我们也希望读者明白：没有“绝对真相”和“绝对真实”。我们只是试图使读者接近真相，离历史近一些。“口述历史”不能代替对历史的解释，它只是一项对历史的补充。同时希望读者能够继续关注和阅读，我们将继续出版更多的“互联网口述历史”，形成更广大的历史的学习和理解视角，以避免自己仅仅停留在对文字皮相的见解上。我们也要明白，还要有更多的阅读，才能还原群体之记忆。不同口述者在叙述共同事件时，一些细节会有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不小的差别，这些还需要我们继续考证。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曾说：“历史是一个瓷瓶，在它发生的瞬间就已经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们今天只是在捡拾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而已，并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还原拼接。但有可能再还原成那一个精致的瓷瓶吗？绝对不可能！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来，尽可能地逼近那个历史真相，还原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历史所带给我们的应有的启迪或启发。” 　　尽管“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目前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现的，展现的是文本，但我们希望在阅读体验上，能够呈现出舞台剧的效果，令读者始终有“在场感”。在一系列访谈者介绍、评述过后，可以直接看到“口述者”和“访谈者”坐在你面前对话；“编注”就是旁白；“语录”是花絮，方便你从思想的层面去触摸和感受“口述者”；“链接”是彩蛋，时有时无，它是“口述者”的一个侧面，或与其相关的一些细枝末节；“附录”是另一种讲述，它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来自另一个时空中。当“口述历史”本身完结后，“口述者”或说或写的会成为一段历史、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你会发现，在历史深处的这些资料，也许曾是预言，也许在过去就非常具有前瞻性，也许它是一种知识的普及，也许它是对“口述历史”一些细节的另外的映照或补充，也许它曾是一个细分领域的入口或红利的机会…… 　　有些口述者讲述了自己儿时或少年的故事，用方兴东博士的话说：那是他们的“源代码”。 　　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说：“口述历史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