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

道教予人的一个印象是一堆方术和神灵崇拜的杂凑，而义理系统异常薄弱，和佛教、基督教等“高等”而“进化”的宗教相比，差距就更加明显。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有“术”无“学”，有“技”而不能进乎“道”。顾颉刚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道教本来是一个杂糅各种神道的宗教，无论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接纳。要是基督教进来得早一点，我敢说基督教在道教里的地位一定可以和孔子相等。”这种杂糅性又使他一言论定：“所以道教真是一个只有崇拜，没有思想的宗教。” 信仰基督教而研治中国思想史的王治心（1881—1986）说：道教经典中，“除老庄具有高深学理以外，其他大都学理浅薄，不如佛教，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多大的贡献”。 杨玉生说：“道教既无中心理论，故无永久性之价值，亦无法抽其精义”，欲研究而不知从何下手。 研究道教史的傅勤家也抱怨：世界“各教有共同之点，亦有特异之点，道教亦然。惟各教皆有其历史，以行于世，而道教无有也。《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妄诞，等于无物，无从采择”。 不啻是说：道教自己的论述毫无价值，必须由外人表述。
多数读书人认为，道教一直追随佛教，规摹仿效，毫无创造力。李养正说自己“往年所读有关道教历史方面的论著，学者们每谓道教之产生，乃因受佛教传入中土之刺激与启发，或径谓为模仿佛教而创立”。 顾颉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以为“道教之所以成，一半在谶纬，一半在佛教”，并不全归于佛教之影响，但也指出：“假使无佛教输入，中国之道教决不会如此完备。” 这“影响”不仅是义理上的，连神灵系统和技术都不时被人发现“仿佛道而作”的痕迹。 且这也不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吉冈义丰说：“道教的形成，是佛教传入到中国后，受了她影响而促成的。”早期“只顾以模仿追从为重”，直到唐末才有自觉意识。 而按照安娜-塞德尔的说法：“在马伯乐之前，欧洲的学者主要把道教错认为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佛教赝品。” 不只是“模仿”，简直就是抄袭了。
胡哲敷认为，道教之所以衰落，就因其内容“多由佛教貌袭而来”，缺乏独立根基，“在思想界不能立足”。虽庙观建筑“极轮奂之美”，但信徒“多系无知愚众，与少数贪生畏死之帝王将相，所以遇着一代帝王宠眷了，它便气焰万丈；加以遏止，便要渐渐衰落”。佛教则既“有深渊的理论”，又有严整的“仪文制度”，自作主人。“帝王尊崇固然可以促进其教化，即帝王摧抑，亦不致损失其教理教义”。两相比照，就可知“道教虽然很普遍，而价值终不能如佛教”的缘故了。
晚清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也认为道教多依外力而存：唐宋时代，“道士所著之经典，概效释教之经卷，亦即法其功用，如所谓祈福也，求寿也，解冤也，禳灾也，超度也，祈雨也；而诵经拜忏之道士，遂亦不娶而直若戴发出家之僧也”，乃至“直甘食佛教之余唾而忘老聃为其教主矣”。艾氏据此断言：“道教之为教，实亦不克自主其规，必赖他教之扶持而始得立也。” 但艾氏对道教并不完全蔑视。他认为，道教失去其教主（老子）“恬淡无为”的本来“宗旨”，而“日趋日下”，皆因模仿佛教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