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岁月无痕 学者无疆:上海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口述史

　　在“学”与“思”的旅途中： 陈伯海所长访谈录　　被采访者简介：　　陈伯海 1935年生，湖南长沙人，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和上海市社科规划文学学科组成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还担任过上海社科院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聘为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期间，曾主持并完成“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个人撰著有《唐诗学引论》《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文化之路》《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回归生命本原》等11种，另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中国诗学史》（七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三卷本）、《上海文化通史》等14种，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唐诗学引论》《中国诗学史》于1994年、2004年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上海近代文学史》《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上海文化通史》于1994年、1996年、1998年、2002年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主编《唐诗汇评》于1999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国文学史学史》获2004年“中国图书奖”；《唐诗学引论》有韩文译本，曾获韩国学术院奖；论文《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于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1987年作为上海市科技战线先进人物受表彰，1988年获上海社科院首届精英奖，2008年获上海社科院建院50周年学术杰出贡献奖。2002年退休。　　一　　我1935年出生在上海，祖籍湖南长沙。父亲陈科美早年从湖南老家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先生，192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博后不久回国，定居上海，在复旦、大夏等好几所大学教授教育学。解放初期，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1956年调至新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负责组建教育心理学教研室。　　我出生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当时年岁尚幼，但还记得遭遇过路上戒严、搜身等令人害怕的情景。稍大进入中西女中附小（男女统招）就读，就是现在的江苏路第五小学。二年级时校舍被日军征用，把我们赶到现在的乌鲁木齐路一带租房上课，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原校。小学毕业后考进圣芳济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比较注重英语，不过我读到初二时上海解放，后来也就不用双语教学了。1953年中学毕业，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校长是老教育家孟宪承；中文系主任是老作家许杰，一位忠厚长者；系副主任徐中玉先生，他们给我们讲文学概论，那时老教授讲课的比较多。钱谷融先生当时还是青年讲师，给我们开过现代文学课。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正值“大鸣大放”、号召解放思想之际，钱谷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引发了轩然大波。文中提到“人学”是引高尔基的话，含有“人类学”的意思，钱先生借以表示文学作品要描写活生生的人，起到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不能仅用作现实生活的图解或政治宣传的工具。那年春夏之交，正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行学术研讨会，有不少外校老师参加，这篇文章提交会议讨论时，果不其然，引起与会者群起反对，当然还属于学术争鸣的性质。主持这场讨论的是施蛰存先生，在大家发言说得差不多的时候，他问：“还有谁要发言？”我当时年轻气盛，看到多数人都拘于成规，不理解钱先生的用意，有点按捺不住，就站起身来说：“我讲几句，可以吗？”因为前面发言的都是老师，而我只是个大四学生，施先生想了想说：“给你5分钟时间吧。”我说：“好！就5分钟。”结果讲了10来分钟，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用*简明的话语表述了一番，讲完也就散会了。后来听与会同学说，讲话时有好几位老先生一直在点头。可没料到，钱先生的文章刚一正式发表，就被许多人指为“离经叛道”，群起声讨。这场围剿持续了很长时间，“上纲上线”相当厉害，后来周扬出来讲话，说是文艺思想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才稍稍缓和下来。但也因这个缘由，钱先生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做了38年讲师不得升迁。可如今这篇文章已成为现代文论中的经典之作，凡讲文学史的都会提到这场公案。　　二　　由于这次支持钱先生观点的发言，毕业时组织上给我的鉴定是： 文艺思想上否认党性原则。这样，我就难以留在母校了，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进外国文学教研室任助教。3个月后，正值国务院号召干部下放劳动，我又作为**批“下放干部”来到江湾五角场附近的农业合作社进行劳动锻炼，在农村待了近两年时间，正赶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轰轰烈烈的运动，虽辛苦，也长了见识。1959年暑期下放劳动结束，返回上海师范学院继续担任欧美文学助教，导师是著名的翻译家朱雯先生。这次我原想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回工作岗位，就跑到图书馆借了大量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无日无夜地啃读起来，还在从事辅导与实习之余，写下一篇论述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长文，以为“试笔”，后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本以为这样可以安然起步前行了，谁知不到一年时间重起风波。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惹祸同样出自发言的不谨慎。　　1960年春，就在我回校的第二学期，上海作协召开扩大会议，主题是“重新评价18、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参加者不限于作协成员，高校相关专业人士亦欢迎列席。会议前后开了七七四十九天，是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我因为从事的正是欧美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就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来旁听。来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两天，说是“重新评价”，基调则是“彻底批判”，且一开始就抓了三个活靶子，分别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和上海师院的任钧，以他们为不赞成“彻底批判”的典型。我老老实实地听了几天发言，当时的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原本较推崇18、19世纪欧美文学的进步性，现在懂得它们仍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和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不相容的地方，所以需要批判。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弄通，即西方古典文学在当今就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吗？我是当教师的，总不能将每堂课都上成大批判，把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统统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帽子算完事，还须有所分析。毛主席也说过要批判继承，那么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在今天就一概不能肯定吗？就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几天，且在跟我一起参加会议的年轻同事间聊到。他们表示赞赏，竭力怂恿我上大会发言。怂恿我的人后来多成为我的积极批判者，当时风气就是这个样子。那时我才20多岁，算是“初生犊儿不怕虎”吧，就报名大会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发言的基调还是很平和的，首先肯定了“彻底批判”的口号，把它界定为从根本立场和世界观体系上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但在这个前提下仍要讲“批判继承”；接着按我当时的理解，将18、19世纪欧美文学及其作者划分为四个类型： 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如海涅，人道主义者；如雨果，个人反抗型的；如拜伦，还有就是保守、反动一路的，各就其该批判或可肯定之处加以提示。讲完后，主持大会的叶以群说：“刚才这位同志发言，不管观点如何，是做了认真思考的。”听到这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观念有保留，不过口气并不严厉，加上当时有更大的活靶子在，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便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会议结束回到学校，系领导来找我谈，要我将作协会上的发言在全系教工会上再讲一遍，便于大家都来关心讨论。我妻子极力劝阻，说讲了肯定会惹火烧身。但我觉得不讲也不行，作协发言已经记录在案了，况且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没什么不妥，批判继承是毛主席的话，教学工作中也必须这样做。于是，我就在系里重讲一次。结果果然是全系展开批判，“一边倒”式的连续批了两个多月（也有一些老教师私下表示同情我的意见，却不敢公开支持）。但我仍不服气，且据理力争地反问道：“如果认为我所谓在批判前提下有所肯定，就是不要彻底批判，那就请你们谈谈，你们如何理解‘批判继承’方针的。”整整两个月时间，没有一个人接我的话茬，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口了，而且众口一词：“要讲继承吗？彻底批判就是继承！”我不知道这是当时上海市文化局某领导作出的结论，由上面传达给“积极分子”内部掌握。一听他们都这样说，我立即反驳道：“这话讲不通，我们现在彻底批判帝修反，难道就是要继承帝修反吗？”这样又来回争执了一番。辩论尚未结束，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不适合在高校任教，组织上决定调我去长宁区当中学教师。他上午跟我谈，下午我就急匆匆去人事处办手续离校了，当时也是负了一口气的。　　三　　来长宁区报到时，原听说要分配去市三女中，刚好区教工红专学院（现改称教育学院）要人。“红专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实际负责中小学各科教学研究和教师进修，每区都设有一个。长宁区教工红专学院院长兼支部书记林静是位老干部，她看了我的档案，对我的业务能力表示认可，点名挑了我。从1960年9月到1978年底，我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刚进来时分在小学组，第二年转中学组。中学组负责语文学科的一共才两人，另一位老教师着重抓教改，经常跑学校，组织观摩教学和教材教法研究等。我也搭手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精力则用在为教师进修开课上，1960—1964年，轮流开讲了文章选读、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多门课程，等于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重过了一遍。这对我很有好处，以往读书时不免有忽略过去的地方，现在自己要教，必须将每个环节都搞清楚。我的古文阅读能力就是在这段实践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一些现当代作品也在这个时候才有较深入的接触。另外，学校领导不像高校那样一味追求意识形态“纯正”，而更看重工作实绩，也有助于我重新振作精神，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与生活。　　1964年秋，社教运动在全国开展，红专学院暂停业务，大部分教师下乡搞“四清”。我先去奉贤，后到南汇，跟随工作队在农村待了两年，自然也是一种历练。但我分在大队部管材料、文书、查账等，接触实际仍比较少。也正缘于此，我的作息比较有规律，晚上常能挤出一点空余时间来。按工作队的不成文规定，搞运动是不准带业务书看的，但我是个不读书不得过的人，就利用这点时间学经典著作，先读毛选四卷，再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一篇篇做勾画批注，读得相当认真。可以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恰恰是在这两年打下基础的，也算是参加社教运动的一大收获吧。　　“四清”尚未收尾，“文化大革命”即已发动，当我于1966年夏天回校时，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虽然也“吃”到几张大字报，却没来得及去贴别人的大字报，这使我在运动中多少保持了一点“好名声”，不致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就“文化大革命”本身而言，我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但由于多年来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总相信伟大领袖指示的道路不会错，自己应该努力去学习和适应它。“林彪事件”的爆发给了我很大震动，让我意识到事情发展中有严重差错，而面对长时期动荡不安的形势，又深感内心彷徨无主，不知道未来的趋向如何。于是整个这段期间，我除了按规定参加各项工作与活动外，剩余时间便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去寻求慰藉，正好家藏父亲留下的整套《四部备要》，翻检其中我素来爱好的唐人文集，边诵习边做札记，客观上为日后从事研究开了先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暑假过后接到教育部通知，借调我去北京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滞留京城约一年半时间。当时的北京正处在百废俱兴阶段，不仅人情欢跃，各种新的设施如地铁、高速公路、立交桥、三环线等都在上马，使我得以目睹现代化城市格局如何从历史故城中脱胎生成。我便利用工作之余的每个周末假日，跑访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大大开阔了眼界。更常去各大图书馆借阅资料，那时正是“读书热”的时候，图书相当开放，服务态度也好，只要开出书单，管理员就会捧出大叠线装书来任你翻看，不让经手的孤本、善本亦可通过录影胶卷随意检索。我经常早上6点多从住所香山饭店出发，8点钟赶到图书馆，一直看到下午7点闭馆，整天泡在里面，有时饭也顾不上吃。靠这种方式，我差不多通检了北图所藏历代唐诗选本及相关典籍，用手抄笔录记下所需要的材料。这也是对后来研究工作所做的初步积累。　　就在我身处北京期间，原来合并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实行分家，华东师范大学（华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上师院）及上海教育学院等个个自立门户，1972年5月，受“文化大革命”时期办学方针的影响，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合并，统名“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校再行分开，相继恢复原有建制。上海师范学院后又于1984年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忙于招兵买马。几所大学都曾和我联系，邀我加盟。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华师大，因为是母校，人地熟悉，加以跟上师院有过一段疙瘩。但上师院直属市教育局，容易取得局里支持，且以“落实政策”为由调我回去，显得道理充足，所以华师大希望我自己出面表态，便于他们争取。为这事我找个机会专门回沪一次，但红专学院领导（还是林静同志）告诉我，局里已做出决定让我去上师院，不必再多找麻烦了，还说学校舍不得放我走，但考虑到我的意向和发展前景，同意支持我返回高校。我很受感动。这个时候，上师院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也亲自上门来看我，明确表示那次批判是错误的，诚恳邀请我回校。就这样，当北京的任务告一段落后，我在1979年初重新回到上师院。　　四回上师院时，系里本打算安排我继续搞外国文学。我说，离开18年，很少碰外国文学，外语也丢生了，难能再拿起来。相对而言，这些年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稍多，还是转古代室吧。由此始确定古典文学为专业方向，时年已44岁。回首先前的岁月，长期处在漂浮无定的状态，现在总算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应该说，回上师院这段期间，我一直是比较安心的。刚开始两三年时间，边开课，边协助唐诗专家马茂元教授带研究生，自己也做点研究。起手时比较谨慎，选择晚唐诗人李商隐和宋严羽《沧浪诗话》两个个案作解剖对象，连续写了十来篇论文和两本小册子，取得了一定经验。正当我开始考虑如何继续深入并有所拓展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上海的分社来联系借调我去参加“中国文学卷”的编辑工作，负责人便是王元化先生。我当时其实并不很想接这件事，因为在手的工作正顺，上师院的环境也足以安身，不过系里认为是王元化先生出面的，便极力动员我去。于是从1981年暑期开始，就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社，在元化先生直接领导下搞文学卷的编辑工作。工作相当繁忙，要联系专家学者，组织各种会议，更要亲自动笔按体例修整稿子，花费了大量精力。但也有好处，便于广泛接触学界著名人士，了解他们的治学方法和相关领域的发展概况，以打开自己的视野并加深思考。其间，交往*多的自然是元化先生，作为他的直接属下，遇有疑难杂事必须及时向他请示。他常能举重若轻地化解各类纠结，那种既讲求原则又能平和待人的作风，是我深所钦服的。　　在大百科分社工作两年，我感觉脱离学校过久，一再请求回去，遂于1983年暑期重返师院。当时文学卷尚未全然竣工，需要两头跑跑，而重心已转到校内。我干的仍是老本行，教学之余，继续从事唐诗研究，但已不满足于个别事象的考察，思量着如何突破陈规，进行综合性研究，将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样一种思考并非无根据的遐想。就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来看，唐以后历代诗家与论者，从不把唐诗仅视为唐人所写的诗，而是当作一种特定的传统乃至诗歌典范，奉为追随和效学的楷模，所谓“宗唐得古”正指明其典范意义之所在。现代学者虽不主张今人写诗也要依仿唐诗，却仍然认为唐诗体现了民族精神，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好结晶。因此，如何超越就事论事的眼界，在具体把握历史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将唐诗的质性、根由、流变、影响等关键性论题概括、提炼出来，无疑对当今文艺创作的借鉴传统和推陈出新具有重要价值。我把这一构想称之为唐诗学的建设工程，从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方面作了设计，并开始邀集同道付诸实施。虽然不久之后我又奉调离开师院，此项工程仍然延续下来，经30年之顿宕波折，陆陆续续编撰出8种专书，合成900万字的“唐诗学书系”，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五　　我调来上海社科院工作是在1984年国庆前夕，先担任文学所副所长，1989年改任所长，1995年底卸脱行政职务，2002年退休。　　来文学所工作之初，所内还有两位老所长，科研人员大多是近几年调入的，背景和阅历不尽相同，治学理念及人事关系上也存在诸多差异与矛盾。我和同时调入的党委副书记瞿浪同志看法一致，共同致力于促进稳定、团结。瞿浪同志长年在市委组织部门工作，处事有经验，既抓思想教育，又妥善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使人心得到安定。我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七五”规划上，鼓励各研究室分别订出“七五”期间的奋斗目标，争取学科建设能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相信，只要大家把心思集中到科研上，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后来证明这个做法确实有效，“七五”课题申报，文学所**年即夺得两个国家项目、3个市项目（后历年续有斩获），大大鼓舞了士气，人人有事可做，诸种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淡化了。从此，抓规划与落实课题成果，便成为全所工作的一个重心。　　与此同时，我也比较关注学科建设。在我看来，上海社科院和高校同样需要搞学科建设，但应有所区别。高校的大块任务是教学，教学要打基础，所以学科建设也常要围绕基础研究展开。社科院则以科研为主，尽管也须有基础为依托，但不必花太多气力在基础研究上，可以直接进入前沿，占领学科发展的制高点。社科院又是个接触社会各种思潮的好平台，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更有利于把握科学前沿。我们文学所原设有古代、现代、当代、外国和文学理论各研究室，在鼓励各室立意创新的同时，更策划成立了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当时设立此项研究的在全国仅中国社科院和我们两家），便于跟外界各种新思潮呼应交流。还在古代室下面增设了近代文学研究小组，组织《上海近代文学史》的编写，成为全国*早开展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单位，且与现代室的“孤岛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当代室的上海当代文学研究相配合，构建起上海文学（后扩大到上海文化）研究系列，形成我所的重要特色。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我们又不失时机地将文艺新学科等合并、转化为文化研究室，提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举、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并举的建所方针，对全所科研工作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以上是我在文学所担任行政职务时所抓的几件“大事”，总体来说，纰漏不多，成绩也不明显，自是跟我本人魄力不足、能力有限分不开。　　行政公务之余，我在科研工作上也没有放松。记得来所不久，一次出差北京，顺道看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所长许觉民先生（也曾负责大百科文学卷）。他郑重地告诫我：“担任行政职务后，决不能丢掉自己的专业；不搞专业，在领导科研上就没有发言权。”这话给我印象极其深刻，所以后来无论碰到怎样繁杂的处境，我总是抓住科研不放松。当然，在文学所搞研究毕竟与高校有所不同，我不能像原先那样一味沉浸于古典诗文之中，需要关注当前的文学动向和各种学术思想潮流，适当作出回应并及时加以吸纳。于是在继续从事唐诗学建设的同时，我倡扬中国文学的宏观研究，尝试打通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界，致力于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偶或涉足思想文化领地以及当前理论界的一些探讨。这使我经常在不同专业与领域之间穿梭游走，而究其实，仍自有一贯的思路在，那便是立足现实以反思传统。换句话说，作为我专业对象的古代文学本属传统，但我不想把它搞得更“死”，却要努力将其“激活”，要从历史的遗存中发掘并提炼出其尚有生命力的成分来，使之面向现代人及其实践活动开放，进以参与现代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建构。我坚定地相信： 这一“传统的现代化”与“外来的本土化”相结合，正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必由之路；而若丢失传统的本根，终不免陷于外来思潮策动下亦步亦趋的困境。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我充分利用退休后的余力，在诗学、哲学、美学三个领域分别开展中西古今互释互动的实验，取得一定成效，期待着有人能接续这个实验，真正走出一条创建中国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康庄大道来。　　回顾一生经历，虽有曲折，终得伸展。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我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又是上海社科院这个平台，给我提供了跃迁的踏板。自我庆幸之余，也期待上海社科院整体实现新的飞跃。着眼于科学前沿阵地，紧紧抓住理论发展中具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和实践应用中含巨大理论价值的题目，两个轮子一起滚动。我想，更上层楼是完全可指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