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阳

译后记
当《夏伯阳》的影片在上海、苏州等处映演的时候，确实曾经“轰动”过一下，后来各杂志也就竞相介绍起原书和它的作者来了。认为那样的“轰动”和“轰传”便是读众对于这书的要求的一个确实的保证，又经朋友们竭力的怂恿，所以用不着别的理由和动机，就花了三十六个大热天，将它译了出来。
就书论书，夏伯阳在苏俄新近的文学出产中并不占据怎样显赫的地位，它的作者也算不得一个怎样杰出的作家。但是要记得，我们不能拿纯粹文学的眼光去读这部书——这并不是小说，这是事实。书中的费多尔·克里乞可夫，就是作者特米脱里·富曼诺夫（Dmitri Furmanov）他自己。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那时他二十八岁——被派到乌拉尔前线夏伯阳所统带的师中去做党委。此后一段时间，他在那位“游击战士”身边努力做政治的工作，具如本书所述。将这丰富的亲身经历作题材，他就着手做起“内战的史诗”来，但只成就了这短短的一个插剧，死就来横加干涉，以致他那“还没有说完的话”（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临终时语）绝无机会可以说下去。
他的夫人安娜·富曼诺夫，也是本书中鲜明人物之一。在一九三六年他逝世十周纪念时曾对莫斯科日报访员发表一次谈话，使我们可以略略知道这位作者的生平。（详载《文学》六卷六号“世界文坛展望”。）
关于译名，这里是仍影片的旧译。当时译者一定是把*后一个音节——yev错看成了——yen，这才会译成“夏伯阳”的。各杂志上曾经改译作“却派也夫”，但第二个“派”字倘照“国音”读起来，也仍旧不很切合。现在所以“将错就错”，虽则算起稿费来，这一字之差也不无可观，但是读者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夏伯阳”打了底子,译书的人又何必这么顶真呢！是不是？

译者
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