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悲伤

果真，人对待人像狼对待狼一样吗？
让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人类本能构造的这两个方面。对于表达本能需求，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体系，只能靠来自外部世界的特殊信号————雅各布·冯·乌也斯库尔?所说的特定环境——采取行动。和人类行为相比，我们可以说，动物行为——与群体成员及敌人或猎物相关——是完全“程式化的”。交配和抚养行为（它们是动物之间的唯一社会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之外，动物都会独处）、由等级秩序决定的群体行为、反击或逃离敌人的行为，捕捉猎物的行为，都受先天反应装置的控制。任何本能的表达只可能依据这种模式出现。两狼相斗时，失败的那只狼会向胜利者伸出颈动脉——这也是狼咬死猎物的地方。战败的狼通过这种行为抑制了胜利者的杀戮。战败的狼逃走了，但是等级顺序却这样建立了。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一先天社会惯例的踪迹，比如婴儿引发的保护性反应（康拉德·洛伦茨的婴儿模式），或者受伤者和弱者引发的相似行为（这种行为在群居的偶蹄类动物和海豚中很常见）。但是这些身体冲动不能像它们作用于动物那样掌控我们的行为。天生的遗传行为模式已被社会规则、传统、规定和禁忌所取代。与遗传行为模式相比，它们是极不安全、极不稳定的。与这些动物不同，我们并不机械。人类一再宣称其既定的社会生活模式没有变。但即使这些社会生活模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和支配其他物种的先天行为模式相比，它们持续的时间还是很短。鹤科动物具有迁徙本能，远在伊比库斯?存在之前，它们就经常飞越希腊半岛，它们现在还是这样。过去的城市和国家已经灰飞烟灭，组织方式不同的新社会生活从废墟中崛起。
在这样的对比中，人类的文化适应力显得微不足道。想想过去，人类的智力成就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值一提了。诚然，这些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两个对比鲜明的结论。一方面，在几千年时间里，实用发明增长了人类的认识，帮助人类改变了命运。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能的洞察、自我认识、人类存在的伟大启示以及*开明的法典被深深地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下，远非考古学家的铁铲所能触及。人类的驱力并没有被永久驯服。人类的本能还是很强大的。那些出于自身目的试图约束本能的人，能够支配社会，打破或凌驾于旨在控制这些前社会欲望的规则。因此，“人对待人像狼对待狼一样”（homo homini lupus）。这一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抑制作用使狼放过了自己的同类，但在人类中间，这种抑制作用却可以被轻松地抛在一边。
人类文化并不依赖于其成员的先天驱力规则，而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为了社会内部生活对本能驱力的克制。而且，鉴于这种克制必须由个人来学习，所以每种文明中*顽固的敌人就是其个体成员。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构成本能的第二个方面，它可以被概括为“驱力过剩”。这与**方面，即我们摆脱特定行为模式的自由直接相关。要想简要地描述事情的这一点并非易事。对于动物行为而言，其本能欲望和本能目标之间存在永恒不变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已经描述过了，而这也正是动物行为的特点。在社会领域，只有属性相当确定的目标可以像钥匙一样，启动本能行动机制。基本生物需求借由本能行动，在一个互惠的行为模式中得到满足。在这种行为模式中，每个个体都扮演着固定和明确的角色。在这些刻板的表现模式之外，不存在本能的变化。人类在这方面相对缺乏特殊化，这导致了一种新情况（请大家想一想很多儿童抚养模式）。非特殊化意味着，我们虽然有非常明确的本能需求，但我们的驱力客体（也就是驱力指向的对象）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外部世界的客体。特定文化塑造了这些客体，让其个体成员困难地、持久地（常常是永久地）与本能脱离。?
在获得让个体有资格调整驱力满足的社会地位之前，个体必须工作，取得成就，必须学会安守本分，不能对不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东西有非分之想。这必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然而，在我们生命肇始之时，我们的本能意愿会相对较快地得到满足，也不期望得到我们的回报。当文化更严厉地陈述其要求，当我们要遵守的命令更加无爱（loveless）时，适应文化环境对于我们就会变得更艰难。生物本能欲望和社会禁令之间的对抗要求人们调整自己，适应同胞所处的世界，控制和“改良”本能。在其早期阶段，这种调整在情感上很容易受到干扰。它应当使更稳定的行为得到发展，但是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渐渐地，伴随着无意识反应模式（习惯或强迫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于意识的行为模式出现了。这些行为都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文化适应力相关。这是人类性格中不可靠的部分。
在这一复杂的适应过程中——从外部看来，它很容易成功，比如通过谦虚的角色行为——我们应当强调下列事实：强大的驱力需求——在儿童时期仍没有被驯服——有悖于规定、规则和习俗。简言之，不符合社会道德。因为人类非常依赖群体生活，所以群体道德就是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以求得生存的现实。*初，适应由外部的强制力推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渐渐知道了各种社会要求，而且或多或少地内化了它们，也就是说，发展了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要求他遵守来自内部的道德。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机会造就小偷”这一说法，就能消除关于人类行为被道德意识控制程度的过分乐观。在现在（或历史传统）的社会化实践中，大多数人在冲突压力下做出决定时，都需要一个权威用惩罚来威胁他们。只有这样，他们的行为才能受控于道德。那些守护道德中心区域的机构，即宗教机构，因此总是使用*严厉的惩罚——永不超生——作为威胁来达到它们的教育目的。其所孕育的社会顺从使得儿童教育模式得以延续。许多人一生对文化的适应都像小孩子一样：只要教育的外部约束力强于他们的驱力冲动，他们就会顺从于它。在这里，我们提到“许多人”，人们也许会想，我们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但是在认真地审视我们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行为之后，这种看法就会得到纠正。心理学家常说，这是一个程度问题。所有事都既取决于自觉性和洞察力的共同作用，又取决于想要推翻它们的驱力的要求。没有人对规范行为的规则和规定忠心耿耿。这是人类的普遍情况。但是道德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心理成熟的*后阶段。批判性观点，同样可以引起人们对已获道德意识定论的怀疑。洞察力是自我的功能，它可以定期地，通过反思和审视，放松其对驱力引发的欲望的束缚。于是，自我能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去理解它自身和所有人的现实情况。
这种批判性自我不仅在内在世界中，而且在对社会实践及其缺点的判断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它已经学会了说“是”与“否”，还会问为什么，也会谨慎判断和更好地远离偏见。回顾异教徒和禁令的历史，我们发现，藐视带有社会偏见的团体是非常危险的。道德似乎很保守，和生物性需求一样。但是我们只有批判性地确认道德指令的心理媒介，才可以获得在心理上有序的文化适应力。这意味着当控制道德意识的外部权威和偏见系统土崩瓦解时，我们仅通过这个媒介就能够在混乱、令人困惑的情况下产生理解和同情的能力。有些人经历了好几次社会标准的瓦解，他们发现，要抵御群体的指令很不容易，因为这些指令预示着惩罚，也提供着原始的驱力满足。要批判性地独立于这些情况需要冷静和高度稳定的自我组织（ego-organization）。要紧紧抓住这些从批判性思考中得到的观点，将它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就更难了。人，作为优秀的社会产物，对于一切想把他从群体中隔离出来的东西都极其敏感。反过来，作为一个持异议者，在面对“传统的”大多数人时，他承受着——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变成攻击冲动目标的危险。集体乐于寻找替罪羊这一点，会让他轻易地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