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居丧期关怀

　　《家庭居丧期关怀》：　　家庭哀伤治疗中具体的伦理学挑战　　治疗师的角色　　个体治疗师的职责十分明确。问题的焦点在于患者，对其隐私需要谨慎辨别，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否则患者的隐私必须受到保护。　　随着家庭治疗团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呈指数增长。成员意见相左很常见，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争执也会增多，特别是在有关重大问题的危机时期。经验丰富的家庭治疗师知道如何保持中立，鼓励家庭成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彼此沟通。　　如果家庭情况比较复杂则需要许多医疗资源，其分配需要遵守社会公正的伦理原则。例如，偏远地区的家庭不应当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缺少三级治疗中心（资源集中处）而无法接受家庭心理治疗。远程医疗技术可能有助于平衡地域因素导致的治疗不平等，但这不容易实现。同样，当医院、政府与医疗保险公司协商签订合同时，应规定家庭治疗免除自付或共同支付，使患者能够负担家庭治疗，自付或共同支付对低收人群体来说难以承担。虽然不是所有的治疗师都可以影响健康政策或医院管理，但治疗师可以代表家庭倡议资源公平分配，并利用卫生系统的专业知识来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目前需求和资源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治疗师必须在有限和困难的选择内，通过自己实际观察到的不平等现象来找到解决的办法。筛选、评估结果与标记　　在家庭治疗中，对家庭功能、抑郁和焦虑水平以及类似问题的评估，有助于客观地评估某一家庭是否适合治疗，这些评估同样有助于了解家庭成员对治疗的反馈，这是当前数据驱动结果背景下的主要表现。　　例如，家庭关系指数测量了家庭的沟通能力、凝聚力和冲突，并预测成员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哀伤治疗模型（Kissane等，2006）中发展为病理性哀伤的风险。虽然这样的筛选工具为干预提供了依据，但是如果将家庭标签化也会使之病理化，如果家庭被评估为“病态”或是“糟糕”状态，那么家庭成员很容易就会感知到。危机本身就已经让家庭成员感到足够糟糕！所以需要好的治疗来避免无意中的标签化。　　有这样一个案例，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他患有精神疾病、重度抑郁症，特征为“异常脑部化学物质”。多年来，这强化了他“不得不服药”的概念，并且将他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义为病人，这样的标签否定了抑郁症患者在家庭治疗的背景下重新考虑生活策略的可能性，并且患者*终会适应这种生活。　　在家庭哀伤治疗中，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筛选往往是有益的，以了解哪些成员可以通过团队治疗对抗重大压力和脆弱。在与患者沟通时，使用“我们”这样的陈述会起到强调临床团队是以支持性和合作性的方法来进行的，而“你”这样的阐述则有贴标签的效应。知情同意　　谁构成了家庭？鉴于现代家庭的潜在多样性，这是一个事关家庭治疗中知情同意部分的重要问题。例如，在混合家庭中，继父母可能扮演关键或次要角色。一位阿姨的角色可能相当于第二父母，而也可能只相当于远亲。离开家庭多年的人是被排除在家庭治疗之外还是被邀请进来，要视情况而定。未婚夫、前配偶、朋友、邻居、姻亲和祖父母都可以被看做是干亲关系。将适当的家庭成员纳入知情同意的过程中应遵循自主、有益原则和不伤害原则。这样做也体现了伦理关怀。例如，在知情同意程序中纳入一名12岁儿童，这样做有利于尊重他的自主权，并保障了这名儿童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这不是法律强行规定的，但它却彰显了对年幼家庭成员的关怀。虽然12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年龄太小，但年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一些年幼的儿童可表现出较高的成熟性，而某些年龄大的儿童则缺少这种成熟的特性。　　拒绝参加家庭治疗的人是什么样的？垂死的病人还是核心家庭成员？此人是否应该被说服或被胁迫参加？过于武断的方式会损害一个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伦理关怀表明指导治疗师的意见有助于吸引外来家庭成员进入治疗，克服他们*初的阻力。竞争需求　　虽然系统方法提倡系统中所有成员具有平等的参与权，当然这在家庭系统治疗中可能实现，但在家庭治疗时也可能出现另外两种动态表现。　　**种动态，患者的医疗和心理需求的紧迫性会侵害那些接受较少心理“交流时间”的家庭成员，这在不稳定和危及生命的医疗情况中并不罕见。　　第二种动态是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非常大，以至于这些需求从整个家庭治疗中分散出来。如果在家庭治疗期间另一个成员具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例如物质滥用、广泛性焦虑或从未治疗的双相抑郁，则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将治疗的焦点继续停在这个患者的成瘾或障碍上。这样做的一个危险是家庭治疗被转用来满足该成员的需要，将会面临分配公平的伦理问题。另一个危险是替罪现象：标记此成员可能会对在哀伤治疗中至关重要的家庭凝聚力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治疗师有一套独特的技能，使他们能诊断和帮助治疗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忽略一些像药物滥用这样不断恶化的问题可能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