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这里是北京

　　《我们在这里，这里是北京：外国学者视阈中的北京文化形象访谈文集》：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50年前开始学习古代汉语时，李白、庄子、孟子就入了他的中国梦。当他退休后定居北京，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生活让这个梦更加具象化。在他眼中，圆明园、颐和园和香山是他在这个喧嚣京城的一隅享受孤独和自在的精神栖息地。他爱这个城市，也盼望着老北京的京味儿可以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挤压下保留得更久一些。　　对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来说，学习汉语为他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他年轻时期在北京留学，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陆俭明等先生的教导下，逐渐成长为中意文化交流的砥柱。虽然他已经离开北京多年，但依然对北京的胡同街巷、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万分思念。　　对中国的真心喜欢促成了英国汉学家吴芳思留学北京的机缘。40年前她在北京求学，虽然生活艰苦却挡不住学也将西方哲学和神学传人中国。他们的著作处处体现着护教成分，其中对中国文化、经典、佛教之介绍，存在不少不实之处，但结合当时的历史大环境，这并没有削弱他们在那个时代中为推动中西文化互动所做出的贡献。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需要话语上的共同基础，所以，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经典及其历史背景是交流的前提。经典文本可以跨越时空，历史上的古希腊和古拉丁经典被成功翻译成了西方各国语言，为各种文明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空间。所有经典文本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和传教士们自身传教的立场。一旦脱离了历史语境，文本便被架空，引起过度阐释。因此，传教士对经典的阐释不得不回归到明清之际的历史阶段，历史塑造了传教士版的中国经典。站在传教的立场，他们择取西方经典译为中文，在中国传播；同时，又将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使西方学界和大众了解中国文化。在双向的译介环节中，传教士在华的传教策略对经典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传教士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中国历史不能再局限于本土研究，而应置于整个世界范围内考量。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分崩离析的大变革时代，不仅有王朝的交替更迭，更有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交流规模之大、影响之广，确为中国历史上少有。这种互动伊始，便呈现出了双向的特点。中国哲学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欧洲思想的革新与社会的变革，同时，也为欧洲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的科学技术传人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开启了中西阐释学对话的开端。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早已不符合时代潮流。文化是互动的，沟通是平等的，“东方与西方”二元对峙格局的历史局限只会阻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任何民族都无法再自我封闭、闭关锁国，任何一种文化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历史系统中独立发展。历史一再证明，具有普世价值的不仅仅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辉煌璀璨的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普世性。梅教授有着虔诚的信仰，加之严谨的学术训练、厚重的学术素养、世界各地实地考查的经验，可以灵活自由地漫步于中西文化和信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