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老舍和他的世纪

《老舍和他的世纪》尝试通过三个生活时段，对老舍文学生涯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考查。这三个时段分别是老舍创作的高潮期山东时期（1930－1937）、全面转折期抗战时期（1937－1946）和滑坡期新中国时期（1949－1966）。 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似乎不必作太多的解释。老舍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身兼教授和写家两种身份：学期内教书，因而有了《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成果，并且利用零星时间作了不少短文，而更重要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假期内则创作长篇小说，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暑假就可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山东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中老舍的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有保证。我们今天公认的老舍的代表作中，除了《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其余的都是山东时期创作的。这就使得山东时期实至名归地成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 山东时期作为老舍创作的高潮期，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山东时期的创作从总体上呈现了一致的成熟的写作风格。老舍的文学创作从起步开始就有一种对幽默风格的自觉追求，早期有时不免失之于单薄。在山东时期，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观察和体验的深入，这种幽默的追求日渐成熟了起来，并且有了一些恒定的理论作为保障。老舍的幽默**得自于心性，第二得自于北京底层旗人的出身，第三得自于英国幽默传统的激发，第四得自于对世界的细致体察和敏锐反应，第五得自于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可以说是多种机缘集于一身一体才得以成就。因此我在论文里用了“弱水三千一瓢饮”的比喻，想借以说明这样的文学风格的得之不易和老舍认定了这种文学风格之后的无怨无悔。 许多事实表明，和老舍的创作关系*为密切的关键词正是“北京（/北平）”和“幽默”。前者确认了老舍的源初身份对他一生的影响。正如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之于老舍有一种系乎血肉的关联，这种关联造就的是老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创造的不世的建树。后者，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一定角度分析还是前者造就的，因此更加值得分析。幽默作为北京满人传统风习中不可或缺的一层性格特征，与老舍“北京人”的身份更是一体的。只有认明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明确认识为什么当“幽默”在三十年代文坛被当作异端横遭非议的时候老舍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地为幽默辩护，同时必须考虑的背景事实是，老舍当时虽然在文坛已经具有崇高的声望，但是于文坛的各种争论一直是取旁观态度的——这种旁观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幽默写作必须具备的心理态度。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把对山东时期的解读重点放在对老舍幽默写作的解读上。在*初的写作过程中，《老舍山东时期论》同时被命名为《老舍幽默论》。 抗战时期是老舍创作的全面转折期。之所以说是“全面”转折，因为老舍的创作已经出现过与抗战这一转相比略显纤小的局部转折（如《小坡的生日》对政治的关注、《猫城记》 “故意的禁止幽默”、《离婚》的“返归幽默”和“求救于北平”），而之后还要出现一些转折。但就老舍一生而言，抗战这一转才是*重要的一次转折。它的承前启后的特性，它的突如其来、天翻地覆的征兆，无不蕴含着可供镜鉴的资源。 作为全面转折，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体现出如下特点：一、以实用为目的，对通俗文艺形式倾注满腔热情，一度曲艺和时事剧成为首选文体；二、同样以实用为目的，开始尝试话剧创作；三、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为了实用的目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上放弃了北平题材和幽默风格；四、从此开始与政治密切结合，也开始了大多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先后经历的“向左转”。这一系列互相助成的转折是老舍个人意志的选择，也与时势紧密关联。 又是出于一个职业写家的自觉，在1941年前后老舍通过一系列自我检讨和自我修正实现了向文学自由主义的回归，从而以《四世同堂》等文学实绩再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四世同堂》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证实了老舍严苛的自我要求，并且以它对北平市民心态和市井民情的精彩描绘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并且，《四世同堂》漫长的写作过程正应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又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高潮。《淘金记》（沙汀）、《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长河（**卷）》（沈从文）、《风萧萧》（徐訏）、《寒夜》（巴金）、《围城》（钱锺书）、《结婚》（师陀）、《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等长篇小说，和老舍的《四世同堂》一起标识了这一个高潮，显示了中国作家从功利主义迷津回归到新文学创作的传统来的共同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老舍1937年步入的功利主义迷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一部分，老舍1941年前后的回归同样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进程同步的。 把新中国时期定义为滑坡期，并不是要否认老舍在新中国的“十七年”的优秀作品。恰恰相反，哪怕仅以一部《茶馆》而论，老舍就是为“十七年”的文学史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老舍新中国时期经过艰难反思、自觉修正，并且适时地应和了文艺政策的松弛期而导致的结果。因此，本论文对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滑坡有一个“滑中有持，降里有升”的限制语。 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罩摄于权威理论之下的。老舍经历的新旧社会两重天是真实的，他的思想改造也因而是发自内心的。然而，由于新时期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总体上的偏差，老舍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偏差。老舍新中国时期*值得分析的事件是发生于1956年、1957年间的“百花时代”，发生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的政策调整期，以及发生于1960年冬“八字方针”提出之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前的“小阳春”的三次回归。直接对应了这三次文艺思想上向着文学本身规律性的寻找和探讨的，是老舍的《茶馆》（1957年）、开始于1959年的归向古典题材、神话题材的转折，和因为“写十三年”的新气候颓然搁笔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1961年至1962年）。老舍视文学为生命意义的落脚点，为了还能“写”又一次求助于通俗文艺，又在古典、神话题材中寻找避风港。老舍之死发生于老舍的一切规避与退让皆告失败之时，同时，如同许多论者都曾经指出过的，有着捍卫人格尊严的意义。 老舍山东时期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被抗战时期的热烈激昂化解了，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被更为热烈激昂的新的时代情绪遮蔽。但老舍根本上是一个“写家”，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成为外来要求、无端的“理论批评”呼来喝去的对象，无法忍受所能选择的题材领域在某些“政策指导”下越来越狭仄；老舍同时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他为了国家至上主义的理想甚至可以牺牲他对之有生命之喻的文学，因此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国家至上主义受到无端的嘲弄。“八·二三”殴斗就是这样一个将老舍推入无边的绝望深渊的情境。 老舍一生还经历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生命阶段，它们分别是：长成时期（1899－1924）、英国时期（1924－1929）、新加坡时期（1929－1930）、美国时期（1946－1949）。对这些阶段的理解，我尽可能地在论文中的相关阶段中进行一些说明。以作家的一生论，“阶段”“时期”的分解都是为他全人的理解服务的，即使各个时期确实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在，那也是这个“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希望在分出阶段的同时能顾及到阶段与阶段的连贯。在《山东时期论》中，必然地述及老舍幽默的发生，以及在未来的去向，这样就顺带评议了老舍英国时期的创作；在《抗战时期论》中，有关功利主义的来龙去脉、对通俗文艺之兴趣的根源等等，也都离不开对老舍源初的市民身份和长成时期所受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时期论》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而在抗战时期对新中国时期的影响的问题上，我在《抗战时期论》讲得比较充分，在《新中国时期论》中相应就有所减弱，并且加入了对于美国时期情况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