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刑事审判监督办案指引与案例参阅

　　《刑事审判监督办案指引与案例参阅》：　　1.重视开展类案、类问题监督　　*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指出，抗诉案件不在多，而在于精准，要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意义、在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性的案件，抗诉一件可以促进解决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发挥对类案的案例指导作用。同时，随着司法责任制的深入落实，法官自主断案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也伴生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即对类似情形的案件，不同法官在定罪、量刑上作出不同处理。这表现在不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都会出现裁判不统一的问题。对此，*高人民法院2017年8月1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规定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目的就在于统一裁判尺度①。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监督重点之一，要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类案、类问题的监督。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禁止令制度。*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正确适用禁止令作出了规定。上述规定实施后，法院对某些犯罪没有依法判处禁止令，检察机关通过抗诉促进了法律的正确实施。还有，针对销售假药案件，不同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也出现裁判不一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明确了销售金额的认定标准，即销售金额只包括销售假药后已获得和尚未获得的金额，不包括尚未销售部分的金额。　　2.加强对上诉不开庭案件的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对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以及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除此之外，二审法院可以不开庭审理。根据实践情况，北京市每年约有1500件上诉不开庭审理案件，其中约有70余件被改判、发回重审，其余均维持原判。对这部分上诉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开庭，法院亦不移送相关材料，甚至二审裁判文书也没有形成完善的送达机制，导致缺少监督，出现了监督盲区。对这部分案件，检察机关要依法开展监督。一方面与法院建立机制，确保二审裁判文书依法、按时送达；另一方面要对二审裁判文书进行审查，必要时要调阅相关卷宗材料。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提请抗诉的马某某案，一审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7年，马某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期间，被告人马某某退还了受贿款，二审法院经不开庭审理，改判马某某有期徒刑5年，并将以受贿款购买的住宅解除扣押返还被告人。一分院经审查裁判认为退还被告人房产不当，遂提请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2014年11月6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马某某使用受贿款购买房产，案发时房产已升值，属于收益，应予追缴，不能因被告人退还受贿款而不对其收益进行追缴，况且还只是退还了部分受贿款。北京市高级法院审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认可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3.建立上诉案件同步审查机制　　部分上诉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暴露出检察机关对一审裁判审查不认真不细致，满足于有罪判决，导致遗漏监督，甚至有的低级错误都没有发现。如孙某某案中，孙某某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后欲离开现场，被害人报警后，孙某某明知该情况仍在原地等待直到民警出警，其间没有逃跑和拒捕行为，根据2010年*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应视为“自动投案”。孙某某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但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自首，后被告人上诉，二审予以纠正。被告人杨某、严某抢劫、盗窃案中，杨某在实施抢劫前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由于其实施盗窃时系未成年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即使杨某犯盗窃罪刑满释放后5年再犯抢劫罪，也不应被认定为累犯。但检察机关起诉及一审法院判决时均认定杨某为累犯。后被告人上诉，二审予以改判。因此，为减少、避免遗漏监督的情况，一方面要强化对裁判的审查，确保监督无遗漏；另一方面要建立上诉案件同步审查机制，即对被告人上诉案件，要建立与法院的信息通报机制，能够及时获知上诉信息，结合上诉理由，及时开展再次审查，对存在诉讼违法、裁判错误的及时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