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欧洲: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个人乐趣
每一位涉入哈布斯堡家族事务的人一定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如何享乐。如果你腰缠万贯，却不知道该用钱做些什么，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我们通常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皇帝如何完美驾驭自己的公共角色和个人角色，简直超乎世人的想象。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履行着象征性的世俗义务和宗教义务，并且身边始终围绕着许多侍从，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确保皇帝穿戴着得体的皇冠、挂件或装饰性的斗篷。
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个人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公共场合与某人的简短交谈可能会成为改变这个人命运的一种殊荣。当然皇帝知道，*终只有死亡才能让自己摆脱这种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无聊至极的生活。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次，而皇帝的死却必须具有好的象征意义（临终前他要在家人的围绕下，手持十字架进行忏悔）。皇帝临终前的气氛一向十分肃穆。尤其当一群悲痛欲绝的亲属慢慢走到病床旁，或是根据古老的哈布斯堡传统，皇帝时不时要听一听匆忙赶来的信使传达的十分糟糕的军情时，气氛会尤为凝重。
也许一些哈布斯堡家族物品受到人们青睐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东西都具有审美价值。伟大的收藏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惊人的遗产。毫无疑问，这给现在的我们带来了许多享受和乐趣。而收藏的发起人也一定或多或少乐在其中。一些精致小物件如硬币、珠宝、凹雕和印章等属于专业收藏领域，它们可以拿到手上进行鉴赏。我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研究哈布斯堡家族的硬币和奖章，却一无所获（结果证明，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可谈的），而小型木质托盘、迷你手写标签和特制的白色超薄手套却非常有趣。当然，这种乐趣一部分是出于炫耀和自娱。拿着这些东西，调整角度使之对着光，缓慢旋转和上移，然后独自陷入沉思，这部分才更美妙。有一种金质的小型圆盘重量十分奇怪（特别是对那些只习惯于把玩巧克力金币的人来说），似乎某种重力原理在它身上失灵了。当时的硬币也同样令人惊叹，因为从15 世纪晚期起，国家发行的硬币必须真实展现统治者的相貌。硬币是具有流通性的：它是宣扬君主权威和合法性的象征。因此，在维也纳宫廷，在皇帝面前弯腰行礼的臣子都十分熟悉皇帝的长相，而皇帝的相貌甚至通过硬币传至蒂罗尔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地区。帝国还发行兼具艺术性的金币和奖章，通常作为赏赐或纪念皇位交替、战争胜利和结婚庆典等事件。这些艺术品上的图案能让特定家族和上层人士了解这些重大事件，他们转而将这些金币和奖章展示给来家拜访的贵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从正确的角度（戴着特制手套！）来观察这些圆盘，你会惊奇地发现，数百年已过，然而诸如头发、珠宝和襞襟这类微小细节在16 世纪晚期发行的精美硬币上依然清晰可见。这种硬币是为阿尔布雷希特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子）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公主（Infanta Isabella，腓力二世之女）二人而制，当时他们统治西属尼德兰。时至今日，他们的宫殿、音乐、价值观念和政治力量都已不复存在，但他们高贵的魅力却通过硬币得以留存于世。相反，从冶金学角度上讲，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逝世500 年后，一枚刻有其头像的破旧廉价硬币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皇帝独特的头发和鼻子。由于硬币一定要反映人物的真实面容，因此你*有可能在硬币上看到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丑陋相貌。罗马硬币的传统是刻上展示头部和肩膀的侧面像，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这一传统，却不幸地凸显了家族惊人的宽大下巴。然而在我们所熟悉的画作中，这一面部缺陷往往通过变化角度、调整光线或增添胡须得到修正。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很长，在位期间他取得了众多军事胜利，这使无数恺撒式人物的面容刻在了各种各样的硬币、奖章和装饰图案上，但他那郁郁寡欢的侧颜却让他的威严大大降低。
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十分热衷于收集这些硬币，想必是从中获得了与祖先交谈的亲近感。收集硬币已成为他们愉快的消遣方式。花一个悠闲的上午把玩一下小抽屉内前辈们托人制作并传给你的奖章，这不仅是一种特别的私人鉴赏形式，还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从这堂课中你能够反思自己统治的好坏。对每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而言，即便面对*糟糕的时刻，看着刻有居高临下的鲁道夫二世和马蒂亚斯头像的硬币也可以获得慰藉，因为总有这些先例，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况更糟糕。
博物馆必须改变性质，抑制人们随意创造一种物品的冲动。排成几排的硬币看起来就像帕尼尼风格足球贴纸一样，只是比贴纸沉一些。但作为一个手把物件，它们讲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从夸张的金质大块头变为粗糙而叮当作响的普通金属小方块，后者在维也纳围攻战中曾被征作紧急货币。
显然，硬币是著名的皇家私人藏品，但皇帝身边还有大量的奇珍异宝、版画、微型画和餐具等，所有这些物品既要是全欧洲*好的，也要是*新潮的，要体现出当时的*新风格。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很高的领域。我们无法掌握新闻中狂热的时尚风向，比如，某宫廷正在炫耀刚从佛罗伦萨新引进的精美的宴会中心装饰品，颜色呈银色与珊瑚色；又比如坊间传言有位新来的肖像画师能让你的肖像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有些皇帝明确把收集这些时髦物品的任务委派给那些深谙时尚的朝臣和亲属，而自己却只顾着祷告、狩猎和生儿育女，但公共展示和私人品位之间的交集一直令人好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鲁道夫二世都是利用公共身份来满足个人享乐的一个极端例子。饲养渡渡鸟既是他的爱好，也是彰显帝国伟大形象的一种手段：他有能力确保鸟从印度洋安全地运到他的寒冷宫殿〔现如今渡渡鸟的残骸保存在布拉格的斯特拉霍夫修道院（Strahov Monastery）〕。鲁道夫二世对物品的收藏几近贪婪和疯狂。成百上千件物品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房间，这种收藏癖或许到某一点便会失控，预示着鲁道夫二世的大脑终将失控。但在大脑失控之前，甚至到人之将死之前，这些藏品一定会让他浸淫其中。因此一只食火鸡或是一块腐烂的木头既是皇帝的把玩之物，又是权力的公开象征（即使仅仅听到从鸡舍传来的哀鸣声）。
鲁道夫涉猎广泛的收藏癖让他更像真正的欧洲人。南到意大利的宝石匠，北至荷兰的画家，他都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大脑简直是**个欧洲大陆博物馆。他痴迷丢勒，虽然这种喜好有点儿过时。通过多次谈判他高价买下了杰作《玫瑰圣母的盛宴》（Feast of the Rosary），这幅画是丢勒受人之托为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教堂中的圣坛而创作的。鲁道夫下令，要求四位身强体壮的男子把这幅丢勒的画作从威尼斯经过勃伦纳山口运送到布拉格，要一直竖直拿着这幅画，不能放在雪地上稍做停歇。要是我们能知道他们在这趟奇怪的旅程中谈论了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妙啊！
鲁道夫一定从这幅画中获得了极大的个人享受。能有机会数日坐在画前欣赏，大概是他在位期间*美好的时光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幅梦幻般的画作见证了王朝的兴衰，并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现如今该画被妥善地保存在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内。鲁道夫二世在这幅画上投入了很多时间，画中仍然可以看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跪在圣母马利亚面前，圣母将一顶缀满了玫瑰的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周围围满了一群如今身份已无从考证的德意志大公和士兵，而丢勒站在远处的背景中〔他照旧看起来像里克?维克曼（Rick Wakeman）——在数百年后前卫摇滚乐流行之前，人们如何能理解丢勒那一头怪发和胡须呢？〕。
正如鲁道夫自身一样，如果不花大量篇幅来描述他感兴趣的事物，就很难将他的收藏癖好写清楚。因此我甚至不打算详细描述《米拉善本》（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它出自斐迪南一世的秘书之手，是一本非凡的书法合集。鲁道夫曾委托约里斯?赫夫纳格尔（Joris Hoefnagel）用许多画有小型生物、水果和花朵的画来装饰这一合集。画上的每一样东西，如黑莓、蛞蝓、桃子或是一朵花，都是如此生动美丽，其他事物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但只有拥有那本小合集的人，也就是皇帝本人，才能欣赏到这些，这完全是一种绝对私密而又无与伦比的个人消遣。或许互联网*感到让人惊奇的一点就是，人们**次能够重新体验欣赏各类藏品带来的这种快乐，而在此之前，只有住在布拉格城堡中的那位长有黑眼袋的隐居者才能有此享受。
恐怕另一种神秘的个人艺术享受方式非音乐莫属。许多公共音乐，如号角曲、进行曲和弥撒曲，都与帝国和大公活动有关。而且这些音乐会定期更新，这样一来早期的音乐就会无人问津。20世纪70 年代以来，音乐学者们发掘出许多残存的音乐素材，我们才得以再次欣赏到这些作品。令人羞愧的是，人们把伟大的音乐与使徒传承无情地建立起一种联系，许多音乐杰作仅因为不符合社会需求和时尚潮流而被人们遗弃。哈布斯堡家族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6 世纪90 年代，年轻的未来皇帝斐迪南二世在格拉茨的宫殿中召集意大利乐师和歌手（许多是威尼斯人），要求他们用音乐来支持反宗教改革，正如之前他要求建筑师用白泥和金色漆为反宗教改革出力一样。1619 年，斐迪南二世继位后把这些乐师和歌手一并带到维也纳。斐迪南的残暴统治与他对音乐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毫无关联的，通常而言二者并不矛盾。
在斐迪南三世、利奥波德一世和约瑟夫一世统治期间，这种传统得到了延续。乔瓦尼?弗留利（Giovanni F r i u l i ）、安东尼奥?贝尔塔利（Antonio Bertali）和马西米利亚诺?内里（Massimiliano Neri，斐迪南三世的*爱，曾被授予爵位），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性格迥异、杰出有为、富有感染力，完全有能力应付加冕庆典带来的棘手挑战。我之所以在此提到他们，是因为除了完成公务，他们偶尔也会为皇帝的直系亲属进行各种各样的小型音乐表演。皇帝们似乎都很有音乐天赋。对于鲁道夫二世的继任者而言，个人音乐创作带给他们的听觉享受同买一只食火鸡带给鲁道夫的享受没什么区别。
皇帝们音乐热情很高（令许多英国王室成员大惑不解），皇帝本人就是作曲家，音乐带来的那种内心愉悦不亚于把玩奖章或浏览书法合集所带来的快感。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很难再次聆听他们的音乐并给出客观的评价，但他们创作的大部分曲子都非常好。斐迪南三世创作的圣歌《上帝，人类的救赎者》宛如一位翩跹起舞的优雅美人，而约瑟夫一世的《天庭之母》能够在任何一场虔诚的圣母马利亚康塔塔歌唱比赛中胜出，虽然他没有在这部作品上署名。
我们不知道这些优秀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人的奉承之举，譬如贝尔塔利帮助皇帝解决了实际的音符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17世纪的大多数音乐作品都依据紧凑的数独式作曲规则创作而成，这样一来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作曲，效果都会不错。即便如此，那些皇帝本可以只把空闲时间花在吃喝玩乐、猎杀苍鹭上，却竟然徜徉在乐器和乐谱注解的广阔世界中流连忘返。
利奥波德一世无疑是*痴迷于音乐且*具天分的音乐家，在评价他统治期间的功过时，他为管弦乐器创作的宗教音乐和《皮埃纳奏鸣曲》（Sonata Piena）可能多少能弥补他在维也纳之围中逃跑的过失。此外，在**任妻子玛格丽塔?特蕾莎过早离世后，利奥波德写了一曲挽歌来纪念妻子，她在短暂的人生里曾启发他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这或许也是利奥波德的特别之处。
因此我们不仅了解了帝国皇帝的公共生活，还了解了皇帝的私人生活，至少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个人空间的生活，它被历史有效地记录了下来。我们本应关注乏味的长期战争的进展，却对鲁道夫二世狂热的收藏癖更感兴趣，而这一癖好本应是他在生活中完成主要工作后的消遣。我们或许对利奥波德一世与法国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没有信心，但不妨珍视他在丰富的维也纳音乐生活中做出的贡献，他即便在死后也依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