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

《罗盘》：
　　我们是两个吸着鸦片的人，隔绝在各自的烟雾中，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孤独、互不了解地吸着，镜中是我们痛苦的脸，我们是一个冰冻的影像，时间赋予我们运动的幻象，一片雪花滑落在一团霜球上，没人注意到相互交错的复杂，我就是我客厅窗玻璃上凝结的那滴水珠，那颗滚动着的液态珍珠，既不知孕育它的水蒸气，也不知构成它的原子，但它即将融入其他分子，其他机体，融入到今晚维也纳上空低沉的云中：谁知道这滴水珠将流淌在哪个脖颈上，谁的皮肤上，哪条便道上，向哪条河流流去，而玻璃上映出的这张模糊的脸仅在此刻是我的脸，那只是幻象成百上千万种可能的轮廓中的一种——哟，下着毛毛雨，格鲁伯先生还在坚持遛狗，戴着一顶绿帽子，穿着他一成不变的雨衣；为躲避汽车飞溅的水花，他在便道上滑稽地蹦瓞：那条癞皮狗以为他要玩耍，于是跳向它的主人，却在自己肮脏的爪子扒到主人雨衣上那一刻挨了一巴掌，格鲁伯先生好不容易走到了马路边，准备过马路，他的身影被路灯拉长，好像一摊黑色水洼围绕在四周高大树木的影子海洋中，树影被波尔则朗加斯大街上的车灯撕碎，在潜入阿尔瑟格伦德的黑夜时格鲁伯先生看上去有些迟疑，就像我，舍不得中止对水珠、温度计和～趟趟驶向舍腾多尔电车的冥想。
　　存在是个痛苦的映像，一个鸦片吸食者的梦，夏赫兰姆·纳斯里演唱着鲁米的诗句，扎尔布鼓的顽固低音令我指端的窗玻璃像这打击乐器的鼓皮一样轻轻颤动，我本应继续阅读，而不是看着格鲁伯先生消失在雨中，听着伊朗歌手宛转的装饰音，他歌声的力量和音色足以令我们的众多男高音无地自容。我应该关上音乐，它让我无法集中精神；尽管已经看了十遍，我仍然无法看懂这个单行本中的神秘含义，就在今天我收到了这二十页，恐怖，冰冷的二十页，今天，一位饱含同情的医生可能命名了我的病，正式宣布我的身体罹患疾病，几乎如释重负地给我的症状印上了——死亡之吻——一个诊断，一个尚需确认的诊断，但与此同时应该开始治疗，他说道，并观察病情的演变，演变，是的，就是这样，凝视着一滴水逐渐消失，然后在浩渺的宇宙中重新组合。
　　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关联的，莎拉会这样说，为什么我恰恰在今天收到了邮寄过来的这篇文章，一个旧式的单行本，用纸和订书钉装订而成，而不是附在“收信愉快”祝词信息上的一个PDF文档，一个本可以写几句近况的电子邮件，解释一下她身在何处，她写信的这个砂拉越是个什么地方，根据地图册的标注，那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在婆罗洲的西北部，距离文莱及其富有的苏丹不远，对我而言好像距离德彪西和布里顿的甘美兰也不远——但文章的内容却与他们毫无交集；没有音乐，除非把它看作是一首长长的挽歌；密密麻麻的二十页纸发表在《表象》的九月刊上，她已经多次为加州大学的这一精美期刊撰文。单行本的扉页上有一句简短的献辞，没有注解，“给你，亲爱的弗兰兹，热情地拥抱你，莎拉”，投寄日期是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说两周以前——一封信从马来西亚寄到奥地利还需要两周时间，也许邮票没贴够，她本可以加上一张明信片却没有这么做，这意味着什么，我翻找出了她在我公寓留下的所有遗迹，她的文章、两《罗盘》、几张照片，甚至还有她博士论文的一个版本，用红色施维泰封皮装订的打印文本，厚厚的两卷，每卷三公斤：
　　“生活中有一些创伤，就像麻风病，在孤独中啃噬着灵魂。”伊朗人萨迪克－赫达亚特在他的小说《盲枭》的开头这样写道——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正是这样的一个创伤让他打开了他位于巴黎尚皮奥内大街公寓的煤气，那是一个被孤独笼罩的夜晚，一个四月的夜晚，远离伊朗，陪伴着他的可能只有几篇海亚姆的诗和一瓶阴郁的干邑白兰地，或者一块鸦片饼，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有，除了他仍保有的几篇文稿，后者也被他一并带入了煤气的虚无中。
　　不知道他是否留下了遗书，或者除他的小说《盲枭》以外的某个信息，这部早已完成的小说在他去世两年后为他赢得了法国文化界的推崇，他们在此之前从没读到过任何伊朗的东西：编辑何塞·考尔提在出版《盲枭》之前才刚出版了《沙岸风云》；朱利安·格拉克在尚皮奥内大街的煤气刚刚发挥效力的一九五一年开始成名，他说《沙岸风云》是讲述“所有高贵的腐朽物”的小说，就像那些刚刚在酒和煤气的以太中将赫达亚特啃噬殆尽的东西。安德烈·布勒东公开支持这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可惜这一切来得太晚，无法将赫达亚特从他的创伤中拯救出来，假如他当初是可以拯救的话，假如他的伤痛并不是无药可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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