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如果上述解读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山井涌、山下龙二等人努力探索的“气的哲学”的谱系就可以在儒理学的系统中重新加以把握。同时，还能够一并得到确认的是，气哲学的目标并非要使气压倒理或是否定理以使气确立起来（这一点常被误解），而是要通过扩大气的比重或是通过加强气的渗透去实现对理的变革。透过理观考察中国哲学思想（从同为士大夫的经世之学这一儒学、儒理学的共通的独特之处来说，它又同时拥有政治、经济思想的一面）的展开，这一观点是以解明中国思想的近代式展开的独特模式为前提和结果的。例如，理所附带的“天理自然之公”的天、自然、公等诸概念与日本的这些概念或欧洲的神、自然、近代联邦概念相比，具有何种相对的独特性？并且，它们在与理一同展开的过程中，其内涵有些什么变化？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无论是作为前提还是作为结果，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如果完不成上述工作，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显而易见。即，无论是“从自然到作为”的理解框架，还是模拟神人分裂框架的天人分裂，或是针对整体的个体独立等各式各样的欧洲式或日本式的指标，也就是以欧洲或日本的近代为依据的评价基准，对于中国的近代几乎是完全不能通用的。举例来说，上文已略有提及的、“自然即本然”这一独特的中国式自然观就属于这类问题。这种自然观是不承认人为性介入的本然性自然观，它阻止了将道德从自然中分离出去；而且，这种自然观与其说它视自然为“如是”，毋宁说视之为“如是无他”的本来性形态，因此，这种自然观阻碍了将自然视为“如是”之对象并对其加以分析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本然性自然观的存在，人们容许并承认在理的许可范围内的社会性欲望，又由于这种本然性自然观，人们把欲望的调和看成是先验性存在，也即是造就出从道德上把握政治的独特的近代政治观（公理性政治观）。除此之外，由于本然性自然观不将自然看成是分析性研究的对象，因此还产生了综合把握人类身心的本然性状态之独特的中医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