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与意识形态

　　《中国奇迹与意识形态》：　　（五）中国实践：意识形态虚假性之谜的历史破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几乎遍及人类社会的每一角落，振聋发聩的批判性话语，足以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然而，却没有给人任何建设性的启迪、可行的道路和光明的前途。这种批判锋芒不仅指向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包含着所有的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意识形态的控制性等思想做了全面的、极度的发挥，理论上留下了错综复杂的“虚假性之谜”，实践取向上使之成为一把批判社会的双刃剑。这种批判逻辑无意识地使马克思主义本身陷入反身性逻辑囿境：“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意识形态？如果是，它是否是虚假意识？”这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不经意间留下的潜在之问，却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的理论难题，并构成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挑战。　　这一问题来自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所固有“虚假与真实”的两极张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彰显和强化了这种张力却没有找到两极和解的理论道路。　　如前所述，在卢卡奇和葛兰西那里，基本是沿着列宁的理论路径用阶级性作为衡量意识形态虚假与真实的潜在尺度，但未涉及无产阶级，尤其是执政后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控制性与真实性的统一问题。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用阶级性诠释真实性的方式显得过于武断，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虚假性的二元紧张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用意识形态的控制性取消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否定了意识形态的真实性，用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性抹煞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功能的必要性，实现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虚假与真实两极张力的否定性消解。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形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却有着“自残式”的理论性质。无论这种批判具有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价值，都不能遮蔽其消极意义。因为，当反身性自我诘问时，我们不仅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质，而且，当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实在论前提（即唯物论前提），并把形式逻辑、实证方法、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统统斥为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真实性就被彻底取消，并取消了达于真实的方法论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用意识形态的控制性说明虚假性，或用控制性的功能真实取代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真实，这一方法也不成功。因为它没有找到区分压迫性“控制”和必要的经济社会“管理”的边界和尺度，没有找到自由与秩序、平等与效率、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可行性路径。历史证明，无论是“非一同一性”的“星丛”还是“交往共识”，都是仅存在于思想和观念中的乌托邦。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存在着虚假与真实的逻辑矛盾，他承认马克思的著作是科学，那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建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体制，是不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果是的话，这种具有强大功能的虚假的象征体系有无真实性可言，是否必然陷入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窠臼？一句话，当以这种理论反身性思考时，我们怎样走出马克思主义是否是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