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续刊(第2卷)

漢書藝文志舉例 孫德謙 撰 李學玲整理 元和孫德謙隘堪撰 底本： 民國戊午四益宧刻本 校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 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續刊(第二卷) 漢書藝文志舉例 序 《前漢·藝文志》爲歷代史家志經籍、目録家次著録者之祖，繼世而起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魏徵《隨·經籍志》、“隨”，《二十五史補編》本作“隋”。毋煚《開元古今書録》,皆述事之肖子，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儉有《條例》九篇，置於《七志》之首。孝緒與儉異同，史譏其“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則於今存都録之外，自當别有論説，惜其亡佚，不可考知。魏氏約文緒義五十五篇，大較準擬班書，毋氏承之，通變以周其用。迄宋而鄭漁仲鋭志校讎，專以《隨書》衡量諸家，“隨”，《二十五史補編》本作“隋”。而時時上推班氏，闡其精意，其言類例與學術相關之故，昭晰通明，鄭氏誠班氏功臣哉！ 國朝章實齋氏益推鄭氏之旨而上之，由藝文以見道，原推史以言經，而校讎之體益尊，著録去取，乃愈不可以不慎。近世圖籍益蕃，公私書目、省府縣志藝文序録益廣，其事固有出於古人之外者，固有出乎古人之外不可以古義例之者，亦有出於古人之外而仍可以古義例之者，舉一以反三，範圍群言，而不過通乎古今之道，而知舍班氏則何由焉？ 孫子抑安，今世漁仲也，平生好章氏之學，積思造微，既於《諸子通義》發之矣，閒涉諸家書目、地志藝文之序例，窒焉而求其通，疑焉而求其解，萃不齊者而求其齊，參伍錯綜，一一皆於班書得其類例。都凡四十六科，蕃變在乎千載以下，規矩陳乎千載以上。市有平，不可欺，卷有師，不可背也，善已！余語孫子： “例”字蓋出自法家，西漢恒言“比”，東漢恒言“例”。蓋所謂“名例”者，具體於《法經》，及賈充、杜預，乃后定爲律首，而張斐明其義，譬《藝文志》於《法經》，子且爲班氏張斐乎？孫子盤辟而笑。乃書其語於策，時宣統九年歲在丁巳十月南于寐叟撰。“時”下，《二十五史補編》本無“宣統九年歲在”六字。 序 目録之學，何昉乎？昉於史。而大别則有三： 《七略》《中經簿》《崇文總目》则官家之目録也； 《直齋解題》《郡齋讀書志》，下至《絳雲樓》《愛日精廬》諸書，則藏家之目録也； 各史藝文、經籍諸志，則史家之目録也。三者惟史家目録其體*尊。《隋书·經籍志》序既以經籍之用探原於史，而史部簿録類則云：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紀綱。”徵之古《周官》，五史皆掌書，而外史且達書名於四方。既有書名，則必有目録以載之。目録之見於史者，厥惟班氏《藝文志》。班《志》之部居群籍也，考鏡源流，辨章舊聞。不詡詡侈談卷册，與藏家目録殊； 不齗齗詳論失得，與官家目録亦異。蓋所重在學術，用吾識别以示隱括，同於法家之定律，所謂例也。《史通·序例》篇云：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此雖指全史言，而藝文爲學術流别所關，尤不能外是。昔王儉撰《七志》，嘗作《條例》九篇，編乎卷首。目録之有例，實自儉始。夫《七志》，官家之目録耳，尚有條例以明筆削之義，曾謂囊括一代之國史，緯六經，掇道綱，而如《春秋》之無達例乎？且史家目録，詳備不及官家，繁密不及藏家，正賴有例提挈綱要，所以卓然成一家之學，使藝文而無例，虚占篇幅，將焉用之？無惑乎劉子元，曠代通人，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也。 吾友孫君益葊，於学无所不闚，嫥精諸子，而尤邃於流略。冥心捷獲，援王儉之法，創通班《志》，成《舉例》一卷，宏綱細領，恢恢康莊。班《志》之例定，而後族史之得失定，即一省、一府、一縣徵文考獻之書，亦莫不定。“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爲功史學，蓋不在劉子元下。“元”，《二十五史補編》本作“玄”。按，作“元”係避清諱，下同。夫自來治班《志》者多矣，在宋則有王伯厚、鄭漁仲兩家。王但詳於考古，於史無裨； 鄭亦惟辨其編次之當否而已。至近代，章實齋始深寤“官師合一”之旨，其所著《校讎通義》，廣業甄微，傑然知言之選。而史家發凡起例，爲後世著録成法，則未及條别，尚不能無待於後人。君素服膺章氏者，此書補實齋之未獲，推見孟堅之至隱，不獨爲史家祛惑，實可爲目録家起衰。近今之騖鑒别者，“騖”，《二十五史補編》本作“鶩”。百宋千元，矜多炫秘，不有君書，又安知目録一學之關係史裁若是之鉅且要乎？嗚呼，二千餘年，無此作也。君書成，謂必得深於實齋之學者序我書。余之服膺實齋也與君同，曩嘗纂《史微》，闡明實齋“六經皆史”之誼，每相與撫麈而笑，莫逆於心。海内同志，落落兩人。今籀君書，雖不能文，泚筆以附簡端，所不辭云。丁巳秋七月同學弟張爾田序。 序 宣統丙辰，“宣統”，《二十五史補編》本作“歲在”。元忠與孫明經隘庵同客海上，見方著《漢藝文志舉例》，以爲簿録家得此，猶文家之《文心雕龍》，史家之《史通》也。每相過從，輒與沈尚書乙庵、葉侍講緣裻，共促其速成，今秋書來，云將付刊，屬爲之序。序曰： 《漢書·藝文志》無所謂例也，而其所本之《七略》《别録》，則固有例。惟《七略别録》二十卷，自《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後，久不見著録矣，何從知其所爲例。然今世所傳《戰國策》、《管》《晏》《荀》《列》諸子，卷首皆有書録，即《漢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者也。閒嘗比類參觀，大率如《北史·文苑傳》樊遜所云“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之語，乃知書録自有例。在其《别録》者，集書録爲之，則《别録》之例即書録之例也。《七略》者，又總《别録》爲之，則《七略》之例即《别録》之例也。觀於《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及《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漢書·藝文志》同。因知《志》所言“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從横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出於稗官”，皆《七略》承《别録》語。在《别録》特設此例，以别九流。《後漢書·張衡傳》所謂“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是矣。吾故知《七略》《别録》之有例也。 雖然，《七略》《别録》之例必待隘庵而舉，何也？曰： 在六朝已不知其有例也。試以《南齊書·王儉傳》儉依《七略》撰《七志》言之。《隋書·經籍志》稱： 儉别撰《七志》，一曰經典，二曰諸子，三曰文翰，四曰軍書，五曰陰陽，六曰術藝，七曰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夫每書一傳，即是書録，《别録》體也。其作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圖譜、道、佛九篇之例，則不知《别録》之例即在書録中，而又作之。其所作例，祇《廣宏明集》載阮孝緒《七録序》稱“儉又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下有王以六藝、兵、詩賦、數術、方技等語，當據《七志》例文，實非《七略》《别録》舊例之意。可見王儉當時已不能知《七略》《别録》之例，何況今日？是以隘庵不能不爲舉例也。 然則隘庵不云《七略》《别録》舉例，而係之《漢·藝文志》，又何也？曰： 《漢書·藝文志》雖本《七略》《别録》，然亦頗非其舊矣。即如《七録序》後條列《古今書*》，稱《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與《漢志》稱“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數不同。蓋班固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之故。其所省十家，則兵技巧家云： “省《墨子》，重。”兵權謀家云：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考諸《志》文，始悟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下”有云“《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當爲班固省除複重後所加，而所加又必不止此。凡今世所傳諸子，確然知其不盡言兵者，如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墨家“《墨子》七十一篇”，雜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之下，皆當云某若干篇、某若干篇、兵若干篇，以符省除複重篇數。特唐以後本《漢志》，脱去班固所加之語，故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於《太公》特著《謀》《言》《兵》若干篇，已不能言其所以然。然其非《七略》《别録》舊弟可知，正其名，自不能不云《漢藝文志舉例》也，此隘庵著書之志也。宣統丁巳冬十月乙酉吴縣曹元忠序。“丁巳”上，《二十五史補編》本無“宣統”二字。 所據書不用條注例 史家載筆不能無所依據，司馬遷作《史記》，所據者，爲《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諸書。其《自序》則云：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不聞於紀傳中言其出自某書也。蓋作史自有體裁，其書爲我采取，即足成我一家言，不必重爲注明也。班固《漢書》，孝武以前全同《史記》，或譏其因襲成文，不知《漢書》斷代之史，以漢爲主，與子長之通史異。凡本紀、列傳有可載入《漢書》者，不得不據《史記》爲本。據《史記》爲本，不明言録之《史記》者，以其各自爲書也。且班彪先作《後傳》以續遷書，孟堅實踵成父業，今書中不列彪名，或又有斥其攘親之美者，此亦非也。《漢書》者，一代之國史，非班氏私家之著述。既非私家著述，則據《後傳》以成書，固無煩標注矣。譬如子孫爲史官，其稿則本之祖父，書成後，祇能署其子孫姓名，祖父不得預焉。蓋當時任修史之職乃其子若孫，豈可謂其没親所長乎？此可爲孟堅辨謗。史之有藝文志，創始於班氏。觀其首序，是所據者爲劉歆《七略》，乃每一書下則不復用條注。然則後之編訂藝文，於所引書目必爲詳注之者，誠未合乎史例也。夫史家之作志，所重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類書、輯佚書有别。類書中事實若不注出典，則近於鄉壁虚造。搜緝佚書，往往於援引書籍並卷數亦注記之，所以不厭其詳者，以爲原書雖亡，今所輯存，皆其散見於他説者也。藝文一志，班氏若因所據《七略》逐條加注，斯實類書、輯佚書矣。勒成信史以垂不刊之盛典，奚取乎？是乃自史學不明，近世爲人作傳者，據他人所撰行狀、墓志翦截爲文，而行狀、墓志則一一注於其下，此雖爲博采通人，信而有徵之義，然施之史道則非是，何也？史臣操筆削之權，作爲一傳，期於勸善懲惡，以昭法戒，所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