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楚辞学(第26辑)

　　《中国楚辞学（第26辑）》：　　其一，与社会的文化思潮有关。初唐时期，以陈子昂为首的诗歌革新者，高举反对齐梁浮艳绮靡文风、倡导《诗经》“美刺”“比兴”与“汉魏风骨”精神的伟大旗帜，努力开辟出具有新时代精神与风貌的诗歌创作的康庄大道。故而，王勃、卢照邻、陈子昂等人即把“惊采绝艳”的《楚辞》列为当时流行的浮艳绮靡文风之源而痛加贬斥。应该说，陈子昂等人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诗歌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将《楚辞》打人冷宫，这就有失公允而冤屈《楚辞》了。其实，“惊采绝艳”，本来就是《楚辞》文辞雅丽、夸饰浪漫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南方楚国所特有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就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而言，它的“惊采绝艳”，丝毫没有影响诗人以“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手法去恰到好处地尽情抒发对楚王之怨恨、国运之担忧、民生之哀愁、自身之悲鸣的复杂感情，由此形成了屈原楚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精神高度结合的文学特征，从而与《诗经》一起构筑起中国文学史上遥相呼应、前后辉映的两座丰碑。初唐诗文作家将“惊采绝艳”的楚辞，硬性指斥为浮艳绮靡文风的源头，将其与初唐之浮艳绮靡文风统统扫荡，这不能不说是初唐部分诗文作家有诬古人的偏见，应予纠正。　　其二，与个人的思想信仰有关。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文化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鼎立之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大都或多或少同时受到它们的影响，或由儒人道，或佛老并举，或三教各尊，或三教合一，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状态。尽管出现唐初重道、武后重佛、中唐儒佛对抗、晚唐排佛重道的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但三教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发展着，并未出现一教独霸的垄断现象。这正表明了唐代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包容性开阔胸襟。以武后朝为例，她执政期间推行的是三教并重的政策，圣历二年（699）武则天下诏编撰的大型经典《三教珠英》便是*好的明证。这是一部汇集儒、释、道三教精义的巨著。该著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本，兼采百家之说。由《文思博要序》到《三教珠英》，可以看出唐代君主的统治思想并非独尊一家，而是呈现出颇为宽松的并行与交融现象。中唐时期，即使像崇尚儒家、激烈反佛的韩愈、杜牧等人，他们仍然对佛教具有较深的研究。总的来说，整个唐代儒、释、道三教处在一个对抗、并行而交融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儒释道三家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的三维坐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儒家的价值目标指向现实生活，确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道德秩序与道德观念；道家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对主体完善的关怀，支撑着个体的精神独立与心理平衡：佛教的价值目标则是对万有本质的追求，揭示出一种终极完善的境界。”①所以，儒、释、道三教皆有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与人生需求。对此，唐人似乎尤为清楚。“就唐代思想领域的具体发展形势而言，在南北朝宗教思想泛滥之后，又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理性的反思时期，这些都使得当时的知识阶层能够以更具批判性的理性眼光来对待宗教现象。而这种宗教信仰性的‘蜕化’，又使得他们更自由、更主动地对待三教。结果他们普遍地依据个人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和运用佛、道二教，‘周流三教’从而成为一时风气。在文学领域，这一潮流对作家的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并或隐或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②由于唐代士人出入儒、释、道这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特征，便促使他们形成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极大地焕发出他们充满活力的思想信仰特征与艺术创造精神。就儒、道、佛三教的宗旨而言，儒家主要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道家主要表现为“延年益寿，羽化登仙”；佛家主要表现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故而，具有不同思想信仰的唐人，他们对待屈原及其楚辞的态度也就明显有别。一般来说，崇尚儒家思想者，则拥护赞美屈原及其楚辞者则较多；而崇尚道教、佛教思想者，则反对贬抑屈原及其楚辞者偏多。例如，李白崇尚道教思想，白居易晚年崇尚道教、佛教思想，他们就不认同屈原以身殉国的投江之举，认为屈原只是一味追求“兼济天下”，未能与时推移、功成身退而“独善其身”。因而在他们看来，屈原功成不退、沉江而死，只能贻笑后人。而白居易，在否认屈原人生模式的基础上，则从前代的贤士中，唯以归隐田园、颐养天年的陶渊明为人生之楷模，以寻求精神家园与人生归宿。正因为唐人思想信仰的差异，所以，人们对于屈原人生观的不同态度，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