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质量

经受创伤使时间变慢 1906年4月18日星期三，清晨5 : 28，威廉.詹姆斯像往常一样醒来。他住在帕罗奥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一学期的课程。“生活很惬意，”他在给朋友约翰.杰伊.查普曼的一封写于5月份的信中这样说道，“就这一次，我很开心地成为加州工作机器的一部分。” 突然间，他的床开始剧烈摇动，詹姆斯坐了起来，但立刻被震倒，并开始“像小狗甩动老鼠一样”摇晃，他后来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回忆。这是一场地震，詹姆斯此前一直对地震充满好奇，这次真的遇上了。他有些晕眩，但根本没有时间感受这些。写字台和衣柜都翻倒在地，灰泥墙开始出现裂缝，“可怕的咆哮响彻天际”，他写道。然后，一瞬间，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詹姆斯毫发未损，他跟查普曼说，地震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总而言之，让人脑洞大开”。他回想起斯坦福大学一名学生的经历，他被震醒的时候，正躺在四楼的寝室睡觉。起来后，他发现书籍和家具都被震倒在地，他自己也站不稳了。这时，烟囱从建筑中间坍塌下来，他连同书和家具一起卷进了混乱的兔子洞中。詹姆斯写道：“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切都完了。他和烟囱、楼板、墙壁及其他所有的东西一起穿过楼下三层，直接坠入地下室。他觉得‘这是我的末日，我要死了’；但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恐惧。” 我知道自己正在坠落。我*后一次注意到的天空是无比广阔的蓝色。而现在，随着我面朝天空坠向大地，这片蓝色变得更加浩瀚无垠。 我也知道从30米高的地方坠落到地面只需要不到3秒钟，因为我事先计算过。就我的情况而言，这是在达拉斯零重力游乐园的“空心进球”项目上体验30米的自由下落过程，而项目设施差不多就是脚手架和悬在空中的几张网。我不清楚自己现在处于这几秒钟的什么位置，只知道坠落已经开始，尚未结束。 经常有人说，在经受创伤和极度压力时，时间会变慢。有位朋友骑车发生了事故，多年之后，那段“慢放片段”仍历历在目：他伸出手臂来阻止摔倒，此时一辆行进中的卡车在距离他头部仅几厘米的地方紧急制动。一位男子的车正好卡在了一辆呼啸而来的火车前方，但清晰的思路和动作让自己惊讶，他发现在碰撞发生前，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把女儿从前排座椅中拉出来，并用自己的身体做掩护。与此类似，研究志愿者在看完一段抢银行的刺激视频后，汇报的事件时间比实际要长；新手跳伞员对首跳的时长也有偏高的预估。大体上这和恐惧程度有关。 现在的我正在穿过现时，看看自己是否也会觉得时间变慢。在这个膨胀的现时中，我能否完成更多的事情？比如反应更快些，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更加细致入微？类似这种研究是如何开始的呢？尝试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家不免会遇到一个难题：应该何时研究所谓的“被展开的现在”？它是在发生的瞬间中难以靠近的现在吗？还是在事发之后，从不可靠的记忆中艰难辨认的现在？人类在探寻时间时，很容易遭遇文献中提到的*深奥的一个问题：现时有多久？相对于现时，人类的心智处在什么位置？心理史学家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Edward G. Boring）曾这样写道（其文笔很不错）：“人类应该在一段时间中的什么时候来感知这段时间？”当然，奥古斯丁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在时间经过时进行测量，因为时间一旦逝去……将不复存在，也就无法测量了。” 是什么把我带到了现在，或任何我们所处的时间？一些心理学研究总结得出，我们所谓的“现时”被框在了眨眼之间，大约持续3秒钟。我对于双眼作为可靠的衡量标准表示怀疑，因为眨眼的速度时而很快，时而根本不会眨眼；并且，谁会一直注意这类事情呢？我下落的时候，耳边肯定有呼呼的风声，但我却听不到。3秒钟时间很难用来思考什么，我随后的回忆也可能有别于我现在所感知的。就目前而言，我能确切感受到的只是下降速度更快了。 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8岁时从房顶摔了下来。“我对那件事的记忆仍然很清晰，”他告诉我，“其实房顶四周是悬空的沥青纸，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我以为是正常的边缘，就踩了上去，结果就摔下来了。” 伊格曼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在摔倒的过程中变慢了。“出现了一系列静止不动的清晰想法，比如‘我在想自己有没有时间抓住沥青纸’，”他说，“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知道它可能会被我扯断，然后我发现反正自己也够不到。所以我转向铺砖的地面，看着它朝我飞来。” 伊格曼很幸运，他只是昏迷了一会儿，醒来发现只有鼻子摔破了。但时间慢下来的体验让他一直很着迷。“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读了很多关于时间和收缩的物理学著作，比如《宇宙与爱因斯坦博士》（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等。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时间不是恒定不变的。” 伊格曼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神经系统学家，在校期间，除了其他事务，他还研究时间的感知，这属于校方近期分配的任务。此前，他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任职多年。从事时间研究的人员有着不同的专长：有些人专注于生物钟，即管理日常生活的24小时生物节律；有的偏好“间隔计时”，指的是在1秒至几分钟的时间间隔以内，大脑进行计划、预估和决策的能力；还有为数不多的一群科学家（包括伊格曼）在研究毫秒或千分之一秒中时间的神经基础。毫秒看上去是一个微小的时间窗口，但实际上掌控着人类的多项基本活动，包括产生和理解言语的能力及巩固对因果关系的直观感知。把握瞬间及人类大脑对瞬间的感知和处理，其实就是把握人类体验的基准单位。但是，相对于已经被钻研20年之久的生物钟运转方式，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探究大脑“间隔计时器”工作原理、所处地位和单时钟模型的适用性。以毫秒计时的时钟如果存在的话，也将是更难解决的谜团，部分原因在于神经科学所使用的工具精度在近期才提升到足以探究这类计时活动的程度。 伊格曼活力四射，头脑中满是逾越标准学术边界的想法。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小说《生命的清单》（Sum），并已开展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创新的实验，其中就包括在达拉斯零重力游乐园体验“空心进球”的自由下落项目，以期探究时间是如何慢下来的和背后的原因。自那以后，他已经撰写了5本著作，主持过一套关于大脑的公共电视节目，上过多本杂志专访，其中就包括《纽约客》（The New Yorker），还做过TED演讲。后来他搬家到旧金山湾区，部分原因是实现两项创业性理念：一是为听力障碍人士设计的背心，能够将声波振动转为触觉感知，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听到声音，类似于盲文帮助视力障碍人士阅读；另一项是面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序，可通过一系列认知游戏判断用户是否患有脑震荡。 这样的举措和关注度会招致怀疑，并引来行业人的嫉妒，尤其是神经生物学家，他们对于大脑神经系统的研究更为直接，却常常得不到认知科学家拥有的那份清澈或兴奋。“大卫的研究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很好笑。”一位重要的时间研究员告诉我。不过，伊格曼的同事则认为他的研究是“业界良心”。有一次我去找他，恰巧他邀请了杜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和间隔计时权威 沃伦.梅克（Warren Meck），来为自己的部门做演讲。梅克身材彪悍，笑容僵硬，在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时，他说：“我属于过去流，父亲的时代；而大卫是未来流。” 伊格曼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长大，家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名精神病医师，母亲是生物学教授。（他当时的名字叫David Egelman，Egelman的发音与Eagleman相同，但是总有人看到名字后读错或听到读音后写错，因此他后来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形式。）他说，在家里听到谈论关于人类大脑的对话是“家常便饭”。伊格曼就读于莱斯大学，攻读文学和空间物理学双学位。他的成绩不错，但大二时因无聊和消极的情绪而退学。他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接着在洛杉矶居住了一年，在制片公司读剧本，策划奢华派对，尽管当时他尚未达到参加这类派对的合法年龄。随后他返回莱斯大学攻读文学学位，但很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里研读关于大脑方面的所有书籍。 到大四的时候，他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一位朋友建议他考虑成为神经系统学家，尽管他从十年级之后就再也没学过生物。于是他申请了贝勒医学院的神经科学研究生项目，将研究生课程重点放在了数学和物理上，并基于自己的课外阅读心得，总结出个人对大脑的独到见解，提交了一篇独立撰写的长篇论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尴尬。”他说。）作为后备计划，他曾想过成为航空乘务员，因为能够“飞往不同的国家，还能写小说”。 他入围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半决赛，但败在了*终剪辑环节。恰好贝勒医学院接受了他的申请。入学的**周，他总是做噩梦。有一次，他梦见自己的导师告诉他，录取通知书写错了，应该发给一个叫大卫.英格曼（David Engleman）的学生。不过，他在研究生期间表现良好，还前往位于圣迭戈的索尔克研究所从事自己的博士后研究。不久之后，贝勒医学院聘用了他，并为他提供资金，建立“知觉和动作实验室”。这间实验室位于迷宫式走廊的悠长门厅中，周围排列着多间实验室。室内为他的研究生同学设有小隔间，还有会议桌、小厨房和他自己的内部办公室。当我问及他与时间的关系时，得到的回答是“很复杂”。他经常拖延交稿日期，说自己写作时总是站着，不喜欢睡觉。“假如我不小心睡了35分钟，”他说，“我醒来时就会想，‘这35分钟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