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

一
说实话，我*初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然而，现如今，很少看见谁还会否定他的伟大。我这里说的伟大，不是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环，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军人赢得的英名。那是一种特质，属于他们所占据的位置，与个人关系不大；环境一经发生变化，那种盛名就会大打折扣，名不副实。首相退下官位，人们屡见不鲜的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将军脱下戎装，不过是集镇上的一介草莽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无论如何你难以拒绝它，你很难会没有兴趣。他让你不得安生，让你乖乖就范。他为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或者说他的好话，都不再看作是性格古怪，言辞偏激。他的种种毛病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成就他的必需品。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仍有讨论的余地，赞美者的奉承也许像诋毁者的非议一样率性而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上*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个性鲜明，我愿意原谅一千个毛病。我以为，与艾尔·格列柯相比，贝拉斯克斯是一个更高明的画家，但是习惯势力作祟，无人对他顶礼膜拜：这个克里特岛人，沉迷声色而结局可悲，把他的灵魂的秘密呈现出来，像一份标准的献祭。这个艺术家、画家、诗人、音乐家，有了他的装点，崇高而美丽，让审美意识得以满足；但是这点类似性本能，其原始野蛮的东西是少不了的：他在你面前呈现的还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对他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个侦探故事不相上下。这种秘密好比一个谜，分享了大千世界没有答案的奇观。斯特里克兰德的画作*微不足道之处，都显示出一种罕见、扭曲以及复杂的个性。正是因为这点，就是那些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都做不到对他的画作漠然视之；也正是因为这点，激起了世人对他的生平和性格的兴趣，好奇至极。
斯特里克兰德死后不到四年之际，莫里斯·赫雷特在《法兰西信使》发表了那篇文章，把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敢为人先，后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惯随大溜，这才纷纷循声发表文章了。在很长时间里，法国没有人享有比赫雷特更无可争议的权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印象；他的说法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后来的各种评价肯定了他的评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现在稳稳地守住了他先前制定的路线。这一声誉平地崛起，是艺术史上*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妄加评论，除非作品触及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画家的出言不逊，说什么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要表明对他们的画作的青睐，*好是三缄其口，掏出支票簿就是了。认为艺术只是一种才艺，只有手艺人才真正理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艺术是感情的表露，感情讲一种芸芸大众都能听懂的语言。不过我承认，批评家要是对技巧缺乏实践的知识，很少能够对有真实价值的画作说三道四，而我就对绘画一窍不通。还好，我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是

家面含冷笑，认为沃尔特·罗利爵士aa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1603—1616），后被处死，著有《世界史》，以及散文、诗歌等。
在人类记忆里稳坐圣贤尊位，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大氅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踏走过，而不是他把英格兰的名字带往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国家。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生前默默无闻。他树敌过多，并非广交朋友。所以，用不着奇怪的是，那些写他的人只好借助活跃的想象来弥补他们回想起来的贫乏事实，而且很显然，虽然人们对斯特里克兰德了解十分有限，却也足够浪漫写家有机会找到材料加以发挥。他一生行为怪异，令人畏葸，他的性格中咄咄怪事也不少，他的命运让人心疼的东西更是多不胜数。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因素经过添醋加油，一个传奇就凭空产生了，一个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对此是不会贸然抨击的。
然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他坦承他写这部传记bb　《斯特里克兰德：其人其作》，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著，1913年海因曼出版。
是为了“消除某些街谈巷语的误解”，关于他父亲后半生的种种不实之词“给依然活在世上的亲人们带来很大的痛苦”。明摆着，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一生，为人共知的许多情况都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以面对。我读这部传记出于好玩消遣，暗自庆幸内容不过尔尔，因为传记写得毫无色彩，枯燥乏味。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笔下的人物是一位尽职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个脾气随和的常人，勤勤恳恳，品行端正。这位当代牧师在研究我以为可以称之为《圣经》诠释这种科学时，学会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本领，让人大开眼界，但是这位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的所有事实的那种高超手腕，倒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很容易发现方便记忆的方法，一定会让他时机成熟时在

一样，与艾尔·格列柯亲密无间，能读到这人写下的回忆录，我们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然而，我不会为这些借口寻求庇护。我忘记谁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每天应该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这话就是格言，我谨记在心，遵照行事，因为每天我醒来起床，每天上床睡下。但是，我本性中具备苦行主义倾向，我让我的肉体每星期接受一次更严厉的磨难。我从来没有漏掉一次阅读《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想想大量的书有人写出来，作者心怀美好的希望看到它们出版，等待这些书的命运，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守则。每一本书要从这样浩瀚的书堆里突围，会面临怎样的概率？那些成功的书也不过是季节性的。老天知道书的作者会有什么样的疼痛，他忍受了怎样的苦涩经历，遭受了怎样的头痛，只是为了让某个碰巧的读者得到几小时的放松，或者驱除他路途的劳顿。如果可以根据书评作出判断，那么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为它们曾经绞尽脑汁。对有些作者来说，甚至是付出了一辈子艰苦的劳作。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战争到来，随同战争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青年求助于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神灵，有可能已经看出来那些在我们身后来人的活动的方向。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了力量和躁动，早把门敲过了。他们蜂拥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呼小叫，空中吵闹声一片。他们的一些长辈，学着青年的滑稽行为，老当益壮，极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充沛的人一起嚷叫，但是他们的嘴里喊出来的战争呐喊显得很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画笔、化妆和脂粉，叽叽喳喳嚷叫不断，让青春幻影再现。明智一些的人自顾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优雅。他们含蓄的微笑是一种迁就的讥讽。他们记得他们也曾把坐享好处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也这样大呼小叫过，也这样冷嘲热讽过，他们早看透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转眼之间就会把位置让出来。世上没有哪句话称得上*后一句话。尼尼微城aa　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
把自己的伟大吹捧到天空时，新的福音早已成了古董。那些讲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好像觉得这些话无比新颖，其实过去先人们早讲过一百多遍了，腔调都很少改变过。钟摆来回游荡，往复循环。那个圆圈从来都在重新启动。
有时，一个人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个时代里他争得了位置，进入另一时代他却茫然失措，随后千奇百怪的东西呈现了一种人类喜剧中*独特的景观。比如说，现在谁还想到乔治·克雷布bb　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英国诗人，以擅长用朴素的语言如实描绘日常生活闻名，主要作品有《村庄》《教区纪事录》等。
呢？在他的时代他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现代生活更加繁复，很少还能看见这点了。他从亚历山大·蒲伯cc　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善用英雄偶体，长于讽刺，代表作长篇讽刺诗《夺发记》《群愚史诗》等。他同时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翻译家，先后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那派学到写作技巧，用韵文偶体写了很多道德教化故事。然后，法国革命来了，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烽火不息，诗人们纷纷吟诵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韵文偶体写道德教化故事。我认为他一定阅读过这些年青一代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而且我感觉他认为那些诗作不成样子。当然，多数新诗都不成样子。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aa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诗人，作品歌颂大自然，开创浪漫主义新诗风，主要作品有《抒情歌谣集》、长诗《序曲》、组诗《露西》等，被封为桂冠诗人（1843）。诗人的英语名字，字面意思可译为“有价值的词”，也许生来就该吃文字这碗饭，做桂冠诗人时已经七十三岁，算当时的大寿数，因此也可以说熬来一顶华丽的帽子，尤其和二十六岁早歿的济慈相比。
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bb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主要诗作有《忽必烈汗》《古舟子咏》；评论作品《文学传记》，与华兹华斯合著的《抒情歌谣集》，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开创人之一。
的一两首诗作，以及雪莱的几首诗歌，拓宽了过去尚无人涉足的广大精神疆域。克雷布先生如同羊排一样一块肉而已cc　原文as dead as mutton，英语成语，“气绝已久”“僵死”“陈腐过时”等意；这里照字面意思译出，似乎更形象生动。
，然而他却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我断断续续读了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位更加热烈的济慈，有一位更加轻灵的雪莱，已经发表了这个世界会欣然记住的诗篇。我说不好这点。我欣赏他们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他们的青春已经光彩夺目，再说什么好听话似乎有点荒谬——我对他们精致的风格深为折服。但是，尽管他们辞藻华丽（他们的词汇表明他们躺在摇篮里时已经翻阅过罗热dd　罗热（Peter Mark Roget, 1779—1890），英国医师，语言学者，1815年起为皇家学会会员，退休后编纂《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一书，因此名留青史。
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新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他们在我的背上轻拍一掌的亲昵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里的热烈感情，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对我来说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点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被束之高阁了ee　原文on the self, 英语成语，“被废弃的，不再流通的”等意，这里照字面意思译出，更通。
。我会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但是，如果我写作这些东西别有所为而不只是为了自己娱乐，那我可是一个傻瓜的傻瓜的傻瓜了。
三
不过，所有这些议论只是附带说说而已。
我写出我的**本书时，我还很年轻。运气垂青，这本书引起关注，弄出不小动静，各色人士都巴不得和我认识。
*初我被引荐到伦敦文人的圈子时，感到局促却又求之不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难免几分郁闷。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光顾那个圈子了，如果多种小说描写那个圈子的独特景象都是真实的，现在那里已经今非昔比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大不相同。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以及肯辛顿的高街。当时四十岁不到就是一方人物了，而现在过了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我想，那些日子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表露自己的感情，怕人笑话，总让做张做致的劲头明显地收敛着。我不相信斯文的放浪形骸的文人能够表现出一种纯洁的精致文化，可我也记不得像当今之日一样时兴如此粗俗的男女乱来。我们都不认同，拉起一道沉默的帘子，遮挡起种种反常行为，就是虚伪的。铁铲并不总是叫作该死的铁锹aa　英文句子套用了短语call a spade a spade，“有话直说”“直截了当”等意思。
。女人还没有完全自由自主。
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带，我记得坐公共汽车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好客的文学家庭。因为我胆小害羞，要在大街上来回徘徊一阵子，才鼓起勇气去按响门铃。随后，心下忐忑不安，样子诚惶诚恐，被人领进一间不透气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人。我被介绍给这个名人，那个大腕，他们对我的书尽说些恭维话，却让我感到极度无所适从。我感觉他们指望我说些左右逢源的应酬话，可我等到聚会结束也想不出什么中听的话。我竭力隐藏我的窘态，忙着端茶倒水，把切得乱糟糟的面包分送给每个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我，这样我就可以悠然自得，听听他们说的那些妙趣横生的事情。
我记得现场有一些体格硕大身板挺直的女人，鼻子很大，眼神勾人，她们穿戴的服装仿佛一身盔甲；也有一些像小老鼠一样的瘦小的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瞅人一眼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始终兴趣盎然地观看她们戴着手套拿黄油面包吃，拿了一次又一次，可我看到她们以为没有人看见时就在她们的椅子上揩手指，那种漠然劲头令我大开眼界。这对那些家具有害无益，不过我估摸轮到女主人拜访她的朋友时也一定会在她们的家具上如法炮制，以解心头之恨。一些女人穿戴得很入时，还说她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写出一本小说来就要穿得邋邋遢遢；如果你生就了一个苗条身段，就应该把腰肢展露无遗，一只小脚穿了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材料”。但是另一些女人认为这样穿戴难免轻佻，她们穿了“艺术纺织品”，戴了野里野气的珠宝。男人的穿戴很少看上去怪里怪气。他们尽可能表现得不像作家的模样。他们希望在别人眼里就是这世界的男人，到哪里都像是城市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总是做出有点疲劳的样子。我过去压根儿不认识作家，我发觉他们非常奇怪，可我觉得他们在我眼前好像不是特别真实。
我记得我印象中他们的谈话不同凡响，一位同行作者刚刚转身，他们就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的带刺的幽默劲儿，让我听得张口结舌。艺术家有一种世上别的行业望尘莫及的优势，不仅可以嘲笑朋友们的相貌和性格，还可以讥讽他们的作品。那种谈吐机敏或者出口成章的谈锋，我自愧不如，甘拜下风。那时候，交谈还讲究修养，像一种艺术；一句干净利落的妙语会大受赏识，是饭锅下的柴火噼里啪啦爆裂声aa　语出《圣经·传道书》第7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望尘莫及的；格言还不是愚钝的人模仿智者所得的机械的运用，闲散的交流中冒出来一两句警句会令谈话格外活泼。说来难过，当时的妙语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但是，想来那种交谈也从不会令人十分舒服，因为谈话转向这个行业的细端末节时，都是我们实践的艺术的另一面。我们谈论到*新一本书的成就时，会自然而然地猜测它卖出去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终他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收益。随后，我们会谈及出书的出版商以及诸如此类，与别的出版商克扣稿费比较起来，这位大方到何种程度；我们会争辩一番，把稿子交给版税优厚的人，还是交给能把书的价值“推举”出来的人。有些出版商广告宣传很差，有些则很不错。有些出版商很现代，有些则很古板。随后，我们还会谈及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东西；也会谈到编辑和他们欢迎的作品种类，一千字能给多少稿费，以及他们算稿费是否及时或者拖拉。对我来说，这种谈话都非常具有浪漫氛围。它给我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成了神秘的兄弟会的一员了。
四
那时，谁都没有罗丝·沃特福德对我关照有加。她有男性理性的一面，也有女性任性的一面，她写的小说原创性很强，让人心绪纷乱。一天，在她的家里，我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在举办茶会，她窄小的房间比平常更为拥挤。大家好像都在说话，而我静静地坐着，感到无所适从。我这人过于内向，哪一群人都加入不进去，他们似乎都深为自己的事情占住了。沃特福德小姐是一个十分周到的东道主，看见我处境狼狈就走过来了。
“我想让你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说话儿，”她说，“她对你的小说推崇备至。”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
我意识到我孤陋寡闻，如果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名声在外的作家，我想在和她开始说话前，一定要把这点强调出来才好。
罗丝·沃特福德把两眼稳稳地垂下，好让她的回答更具效果。
“她举行午餐聚会。你只管虚张声势一点，她会邀请你吃午餐的。”
罗丝·沃特福德有点愤世嫉俗。她认为生活就是有机会写小说，公众就是她写作的原材料。如果公众中有人对她的才能欣赏，适度慷慨地招待过她，她就会时不时邀请其中一些人来府上做客。她认为大众的弱点为名人而备，她看不上眼却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在他们面前扮演好一个得体的著名女才子就是了。
我被领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十分钟。我一无所获，只感觉她的声音还算好听。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公寓，与还没有竣工的那所大教堂aa　当指著名的保罗大教堂。
遥遥相望，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教区，我们彼此便更亲近了一层。对于居住在泰晤士河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所有居民来说，陆海军商店就是一条联结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张邀请共进午餐的请柬。
我受邀的机会不多，自然高兴接受这次邀请了。我到达时稍稍晚了一点，因为我害怕到得过早，便在大教堂附近兜了三个圈子，赶到时来用餐的已经聚齐了。沃特福德小姐在座，杰伊太太、理查德·特威宁和乔治·罗德也落座了。我们都是作家。天气清朗，还是早春，我们大家都心情很好。我们谈到了上百件事情。沃特福德小姐居于两种打扮之间：前者是她青春年少时的唯美主义，身着淡绿色去参加聚会，举着一枝水仙花；后者是身穿成熟女性的随意服饰，脚蹬高跟鞋和巴黎上衣，头戴一顶新帽子。因为戴了一顶新帽子，她兴致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如此刻薄的语言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太太心下明白言辞失当往往是智慧的灵魂，因此用几近耳语的音调发表高见，足以让雪白的桌布羞得像玫瑰一样通红。理查德·特威宁哇啦哇啦说些怪诞不经的言论，而乔治·罗德感觉无须展示什么才气，多嘴只会显得俗气，便只管往嘴里送食物。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话也不多，但是她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本领，引导交谈按照一般的话题进行，大家谈话出现短暂停顿时，她恰如其分地插进话来，让交谈继续进行。她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个子较高，体态丰满，却不显得肥胖；她生得不算标致，但是脸蛋儿招人喜欢，也许这主要是她那双和善的棕色眼睛。她肤色过分浅白。她的一头黑发雅致地扎起来。她在三个在座的女人中，是唯一一个素面朝天的，可对比起来，她倒是显得简单朴素，少有矫饰。
餐厅的品位符合时代风尚。一切都非常简朴。很高的护墙板一色白，绿色墙纸上挂着惠斯勒aa　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居住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夜景画、肖像画和版画而闻名，作品有油画《白衣少女》《艺术家的母亲》；铜版画有《威尼斯风景》等。
的铜板蚀刻画，简洁的黑色镜框。绿色窗帘上印有孔雀图案，悬挂在笔直的线绳上，绿色的地毯，图案是灰色的兔子在枝繁叶茂的树木间追逐嬉戏，让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里斯aa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组织社会主义联盟（1884），创办凯尔姆斯特出版社（1890），主要作品有诗集《地上乐园》《社会主义歌集》；散文有《乌有乡消息》等。
的影响。壁炉上摆放了白釉蓝彩陶器。那时候，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像这样一模一样的装饰。这种风格雅致，有艺术感，但是略显单调。
我们离开时，我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天气晴好，她戴了新帽子，这让我们一致同意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行而过。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聚会。”我说。
“你认为饭菜好吗？我跟她说，如果她想让作家来，她一定得让他们吃好。”
“难能可贵的好主意，”我答道，“可是她为什么想和作家来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发现作家很有意思呗。她想加入到文学运动中来。我认为她相当简单，可怜的人儿，她认为我们都很了不起。总之，请我们来用午餐，让她很高兴，这也伤害不到我们。冲这点，我也喜欢她。”
回头看看，我认为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巴结社会名流的人士中*不会伤害人的，这些人追逐着名人群从汉普斯特德那个极少数名人圈子一直来到切恩街的*寒酸的画室。她居住在乡下时非常年轻，很安静，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图书不仅带来了书中的浪漫故事，还带来了伦敦的浪漫氛围。她读书真的很投入（在她这类人中，多数人是对作家比对作品更感兴趣，对画家比对画作更注意），她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她在其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是她在日常的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在她慢慢地了解作家时，好像在舞台上历险，这之前她只是从脚灯的另一头认识作家。她戏剧性地见到了他们，真的好像自己过上了一种范围更大的生活，因为她可以招待他们，在他们幽居的地方拜访他们。她接受了作家们玩弄生活游戏的种种规则，他们自己从不遵循，但是她却从来一点也没有想到按照那些规则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的道德伦理古怪多变，如同她们的穿戴标新立异，他们的理论和悖论都野里野气的，却是一种让她趣味多多的娱乐，但是对她的种种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可有一位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吗？”我问道。
“哦，那是的。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在城里做事，我相信他是一个证券经纪人。他这人非常枯燥乏味。”
“他们两个算得上心心相印的一对吗？”
“他们彼此很尊重。如果你在那里用餐，你迟早会见到他的。但是，她不经常请人去用晚餐。斯特里克兰德先生非常少言寡语。他对文学和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
“为什么可人的女人要嫁给枯燥的男人呢？”
“因为脑子好使的男人都不娶可人的女人啊。”
我对这话想不出任何合适的回答，于是我问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生养了孩子没有。
“生养过了，她生了一儿一女。他们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无话可说了，我们开始谈起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