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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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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108066312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14
  • 出版时间:2018-01-01
  • 条形码:9787108066312 ; 978-7-108-06631-2

内容简介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新版)》由四篇讲稿及两篇相关的附录文章组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梳理,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思想,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现象。这些思想的“低音”,事实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和各种不同路径的思考,并且始终不绝如缕地在主流话语的覆盖下存在。如何认识及理解它们,正是作者检讨反思的中心内容。

目录


**讲 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第二讲 “心力”与“破对待”
第三讲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第四讲 “风”
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附录一 传统的非传统性
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
附录二 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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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新版)》:  在胡适之后,柳诒徵(一八八〇——一九五六)写了一篇《论近人言诸子学者之失》,文中说道:“若合《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刘歆《七略》观之,则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柳氏认为“正因”与“副因”应合起来看,诸子学*初从王官来,后来的发展则与他们为了救世、回应时代的要求密切相关。而胡适认为先秦诸子是被时势的需要所激发,是只看到它的“副因”,而不信古代诸子出于王官的“正因”;他认为胡适“举副因而弃正因”‘¨。我不敢说柳诒徵一定对,不过合“正因”和“副因”来看,可能也是重新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契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傅斯年的《战国子家叙论》里有一个部分,其实是在委婉地批评胡适。傅氏并未说反对诸子不出于王官,却说诸子出于古代的职业,他是用职业说取代了王官说。  梁启超虽然没有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那方面的文字,可是梁启超在早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中,用“大同”和“小康”来区别古代经典的性质,等于间接不承认《汉书·艺文志》里对这些书的态度了。梁氏用某些经典属于“大同”、某些属于“小康”来区分,也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后来对古代经典的理解,也是一种“消耗性的转换”。  又如胡适先生写《说儒》,认为商周之间的变化很大,但李源澄(一九〇九——一九五八)反驳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并未大变。他认为胡适在《说儒》里面提出的殷周之间有大变化,说得太过。实情是不是如此?殷周之间的巨变,不只胡适这样说,王国维、傅斯年也都这样说。这么大的问题,应该结合文献与近几十年出土的文物加以重审。  胡适在写《说儒》时,其实曾经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认为古代是一东一西两个集团,殷人在东,周人在西。胡适在写《说儒》的过程中和傅斯年有很密切的讨论,深受傅氏《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影响;《夷夏东西说》虽然稍微晚出,但在《说儒》里已经可以看出两人交谈过的观点。此外,胡适写《说儒》时,刚好读了《圣经的故事》,《圣经》中有一种“悬记”之说,所以他将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作像《圣经》中的“悬记”那样来解释。在这一篇长文中,胡适对于商周之间文化的断裂有一套解释,可是古书里的说法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认为商周之间确实有变,但没有大变,实情究竟如何将来如果材料充分,也是一个值得重审的问题。  ……

作者简介

  王汎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信会士。学术领域: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占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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