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门文丛声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

序 好一卷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 苏 秀 他是我们上译厂的孩子 首先，《声魂——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潘争可以说是上译厂的一分子；只不过他不是上译厂的在编人员，而是一个在上译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潘争的**个身份，是我厂配音演员刘广宁的儿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潘争就经常来万航渡路厂里玩，还和妈妈一起在厂里吃中饭，后来他上学后每到寒暑假也常会到厂里来，或做作业，或与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儿。那时，程晓桦的儿子汪译男、乔榛的儿子乔、伍经纬的儿子伍译、戴学庐的女儿戴芸，以及英文翻译朱晓婷的儿子刘春航（他长大后赴美国留学,与他的同学温如春相恋，并结为夫妻），也都是在译制厂大院长大的。因此，潘争的书中有些篇幅便是以孩子的视角来看待我厂的人和事的。 潘争在书中“坦白”了自己小时候的一次“劣行”。我厂翻译叶琼分给他和伍译每人一包弹子糖，他很快把自己的糖吃光了，伍译还一粒都没吃。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抢过来伍译的糖，大吃起来。而伍译却既不哭也不闹，更没有往回抢的意思。围观的大人们纷纷议论起来，伍经纬说自己的儿子真窝囊，真是个小倭瓜。从此，“小倭瓜”的名字就被叫开了。前两年伍译来看我，他说“我是伍译呀”，但我竟想不起伍译是谁，他又说我是“小倭瓜”。“啊！小倭瓜。”我高兴地叫道。原来，“小倭瓜”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我还是看了潘争的书才知道的。 我厂永嘉路大院里的录音棚建在技术部门的楼下，紧挨着录音棚的房间是演员候场室。演员到了这里，便需要立即静下心来，好进入角色的状态。小家伙们却不知这里是“军事要地”，竟在演员候场室嬉闹起来，以致惹恼了当班的导演伍经纬，他怒不可遏地冲出棚来，把这些不知轻重的小祖宗大骂了一顿。从此，就再没人敢沾技术大楼的边了。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们都非常乖巧。我从没见过他们大声喧哗，总是静静地走进演员休息室来，礼貌地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安静地坐下吃饭……因为,没戏的演员也都在安静地读剧本或者在看书。 他又从同行的视角在品评上译厂 在中学毕业后，潘争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因此，他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的同行。所以，他又是一个以圈内人的视角，来品评上译厂厂规之严谨和上译人之敬业的。 我们大多数人自打一进入译制厂的大门开始，就对电影译制片一往情深，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这个事业。陈叙一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在用手指敲着被子数口型。邱岳峰说：“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而他的儿子们有了些钱之后，就特意在陈叙一的墓旁给他买了块墓地。就这样，不论生死，邱岳峰便可以永远追随陈叙一了。尚华说过：“我要死在话筒前。”——因为只有在话筒前，他才能感受到生命的价值。赵慎之说过：“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做配音演员！”而我自己退休离厂也已有三十五年了，如今我心里想的、笔下写的，却依然是配音。 香港导演张鑫炎曾赞美“上译厂是日本效率”——因为说是8点开始录音，各部门在7点3刻就都已到位了。主要配音演员都静静地坐在候场室，让自己进入角色；当班导演忙里忙外，检查各部门是否都已准备就绪： 放映员检查好机器，倒好片子，保证8点钟铃声一响，就准时开工。 潘争还绘声绘色地介绍我们如何对照原片的口型和节奏呕心沥血地修改剧本。翻译、编辑、导演、口型员四个人七嘴八舌，为了怎样能翻译得更恰当、更传神而你一言我一语，聚合了集体的智慧。如在为影片《古堡幽灵》对口型时，想买古堡的父亲问去查看古堡的儿子： “那老太婆怎么样？”这一下，把所有人都问懵了——他不问古堡，问老太婆干吗？翻译说：“这句话很简单，我绝对不会错。”这时有人就忽然想到俄文中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分阴阳性，因此德文是否也会这样呢？翻译说：“是呀！”——原来，他问的是古堡啊！中国人的概念里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不分阴阳性的，所以不能用“老太婆”。于是，大伙儿就一个说“用老家伙怎么样”，而另一个说“我觉得用老东西更恰当”……就这样，陈叙一把外人看来十分枯燥的“对口型”，变成了专业人员间兴趣盎然的“游戏”。有时大家争论起来，甚至都听不到午休的铃声。 为了能在那短短的十来天,更准确、更深入地进入角色的世界,在录音那几天，导演和演员们就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也没有什么厂里、家里，可以说大家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那部戏。当年，童自荣在马路上对大卡车视而不见，因此被撞飞，幸而尚无大碍；李梓洗澡前，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了，等她洗完澡，却发现原来没带替换的衣服；我自己早晨起床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脚踏车钥匙了，只好决定去乘公交车，然后一面下楼，一面却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脚踏车钥匙，打开锁，等已经把车推到大门口了，却还在想“我的脚踏车钥匙放哪了呢？”;陈叙一为了推敲一段台词,竟然还没脱袜子,就把脚伸进了脚盆…… 其实，每个人在接到导演任务或主要角色的配音任务时，都会如此这般的闹出许多笑话来。 他笔下众人的前世今生 为了写好这本书，潘争做了大量的功课，他挖掘出了我们中很多人的前世今生。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就首先是刘广宁的身世背景和家庭。她既是个官宦世家走出的大小姐，当然也就是必须“加强改造”的对象。因而,她就比一般人需要更多地去下乡劳动。所以，她在刚开始工作时，就先下乡劳动了一年。 由于小刘的勤奋和悟性，很快，她便成了多部戏中主要角色的配音人选。为了支持刘广宁的工作，她的老公——上海歌剧院管弦乐团团长、小提琴手潘世炎，就不得不包揽下所有的家务，甚至还放弃自己的晋升机会。有一次，我在工作时突然哮喘发作，小刘陪我去医院，又送我回家。我老公对她抱怨说：“她（指我）工作忙，又不能闻油烟味，我尽量不让她做家务。就这样，还老是生病。”从此以后，我和小刘便戏称彼此的老公为“你们家做饭的”。有时我对她说：“我在外面街上碰见你们家做饭的了。”接下来她就回应道：“我前两天在菜场买菜，也碰到你们家做饭的了。”虽说是玩笑，却也是实情。真应该说：“军功章里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们的一半。”所以，刘广宁自然是潘争*了解的人，而这本书，也算是刘广宁的小传了。 邱岳峰是潘争描绘的重点。他一生坎坷，所以遇到陈叙一，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不幸之中的万幸。在这本书中，潘争将告诉你，他是如何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而在业务上，他又是如何受到陈叙一器重，受到同事们信赖的，他并非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配音演员,他是那样才华横溢。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中，他头一天还在木工间劳动改造，夹着尾巴做人，转天就进了录音棚，成了说一不二的芭蕾舞班班主。至于他的死因，所有人都只能是猜测了。 另一个有故事的人是曹雷。“文革”一开始，因为她的父亲在香港，所以她被批斗、被抄家。不得已，她只好去北京找周总理。而总理办公室的人就通知了上海方面，告知他们说，曹雷的父亲曹聚仁是两岸和谈的中间人。这样,才把抄家抄走的文件还给了她家。可这样一来，造反派又看中了她的大嗓门，让她在一些批斗会上喊口号，还在一些晚会上做报幕员，接下来又让她参与电影《春苗》的写作等，而等“四人帮”倒台后，她又差点成了需要“说清楚”的“三种人”。此后，她就由电影演员调为场记。 有一种说法，郁闷也是致癌的因素之一。1980年，曹雷得了乳腺癌。手术后，她的身体已不能适应故事片的劳碌奔波，因此，领导劝其病退，而她却不甘心，要求调译制厂，而陈叙一厂长马上就同意了，这才有了她下半辈子的辉煌。 在这部书中第四个被潘争“重点关照”的人，就是陈叙一了。“文革”时，陈叙一和妻子莫愁双双被隔离审查，家中只留下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小鱼。那时，父母工资停发，每人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而小鱼是靠保姆照顾，才不致衣食无着的。而那时的陈家，却早已付不起保姆的工钱了。“文革”后，无论是对抄过他父亲家的演员，还是对声言“懊悔造反时没有一棍子打死他”的同事，我竟看不出陈叙一对他们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报复。他不记仇，却感恩。有一个参加造反派的放映组工人，表面批斗他，暗中却在保护他。因此，陈叙一几乎没去过其他任何同事家，却去了那个工人家，而且在他家吃饭、喝酒，一待就是一天，吃了中饭再吃晚饭。 潘争不但写了我们厂的兴旺、发达，如一轮朝阳冉冉升起，光芒四射，也写了我们厂的衰败以及一些人员的凋零，令人唏嘘不已。《声魂》确如一卷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清明上河图”,它全景式地描述了我们厂初创的艰辛、昨日的辉煌，乃至步入衰退的整个过程。作为上译厂的老人，作为他的长辈，我对于潘争对上海电影译制片历史所做的这一番完整记录颇感欣慰。记得去年我曾对他说过，你的书，为上译厂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我真希望这本书不是个“句号”，而是一个“破折号”，来将我们的电影译制片事业从过去引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