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时刻

先驱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无偿劳动属于工作范畴，也不承认存在种种偏见，譬如将特定工作贬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贬低无偿劳动价值，导致男女承担的无偿劳动严重不均。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评估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时只计算参与务农者的工作时间，却不计算女性为农民们煮饭、打扫、提供照顾的时间，尽管她们的劳动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效率。无偿劳动甚至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都得不到体现，研究者不是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就是无视它的重要性，认为目前的分工天经地义——无偿劳动就像生育一样，理应由女性承担。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经济学家对无偿劳动的忽视越发匪夷所思。女性必须在外完成一天的工作。在有偿劳动结束后，她还得回家给孩子辅导功课、为客厅吸尘、为家人洗衣做饭、哄孩子睡，这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作却完全无人在意，也得不到承认。
一位名叫玛丽莲.沃林（Marilyn Waring）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开始寻求改变。她于1975年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当时年仅二十三岁。她理解劳动妇女的疾苦，也体会过被权力在握的男性无视的滋味。当她开始搜集与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相关的资料时，却一无所获。她求助于一位男性经济学家，对方告诉她：“噢，玛丽莲，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要著作。这事你有发言权，你来写吧。”
于是，沃林为研究无偿劳动走遍了世界。据她计算，如果有人按市场价格雇用工人完成女性承担的全部无偿劳动，它将构成全球*大的经济部门。经济学家却不承认它属于工作范畴。
沃林这样设想：雇人看孩子需要付钱，点火做饭得付燃气费，买粮食要给谷物加工厂付钱，用自来水得付水费，去餐馆得付饭钱，洗衣得给洗衣店付钱。女性把这些全都承担下来——看孩子、劈柴、磨面粉、取水、做饭、洗衣——却得不到一分钱报酬。人们甚至将它忽略不计，认为这些只是“家务”，理当“免费”。
沃林1988年出版了《计算女性劳动：全新的女权主义经济学》（If Women Counted :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一书。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朱莉.尼尔森（Julie Nelson）评价道：“玛丽莲.沃林的研究唤醒了世界。”
1985年，联合国曾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国必须在2000年之前开始计算女性承担的无偿劳动。沃林的书出版后，联合国将*后期限提前至1995年。
1991年，美国一位女性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居民时间分配调查问卷中计入家务、育儿和其他无偿劳动。议案未获通过（当时，女性在国会议员中仅占6%）。1993年和1995年，议案被两次重提，又被两次否决。
沃林写道：“男性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机制的，因为它能让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无偿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正因为收入如此微薄，那一半人口才没有精力再去争取什么”。
到了200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终于将家务及育儿纳入了全国公民时间分配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有更多时间进行游戏、健身等休闲活动，女性不但承担了更多无偿劳动，而且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也更长。
面对这个问题，一些人开始着手改变现状。在沃林的著作出版后，经济学家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为缩小男女无偿劳动差距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她称之为“3R策略”：承认（recognize）、减少（reduce）、重新分配（redistribute）。
埃尔森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无偿劳动的存在，所以我们应该敦促政府将女性用于无偿劳动的时间纳入统计范畴。其次，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减少无偿劳动耗时，譬如使用烹饪炉、洗衣机或经过改进的吸奶器等。*后，我们可以重新分配那些不可避免的家务劳动，促使男女分工更加均等。
在思考无偿劳动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家中的情况。我必须承认，在抚养孩子、操持家务方面，我一直拥有得力的帮手。我们并没有像别的夫妇那样，必须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权衡、痛苦挣扎。我不能代表他们，也绝不会以己度人。不过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分工不均的无偿劳动—我想到了！那就是大量的育儿工作：送孩子们上学，带他们看医生、做运动、上戏剧课，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跟他们一起吃饭，在重要的日子里代表全家向朋友们祝贺，譬如生日、婚礼、毕业典礼等等。这些会花去我很多时间。我好几次筋疲力尽地找到比尔，对他说：“帮帮我！”
2001年秋天，珍开始上幼儿园，我们找到一所理想的学校，但那里离我家足有三四十分钟车程，还得跨过一座大桥，这就表示我每天必须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两次。我跟比尔抱怨路上时间太长，他听了说：“我可以帮你啊。”我说：“真的吗？你愿意接送孩子？”他说：“当然，这样我就能多和珍说说话了。”
就这样，比尔开始送女儿上幼儿园。他会从家出发，把珍送到幼儿园再折返，经过我们街区去微软上班。他每周送孩子两次。差不多三周后，我送孩子上学时发现有很多爸爸来送孩子。我问一位妈妈：“嘿，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爸爸来送孩子？”她说：“看见比尔来送孩子，我们就回家告诉丈夫：‘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几年后，一天吃完晚餐，我照例*后一个离开厨房，留在里面洗全家五口的碗盘。洗着洗着，我突然大发雷霆，宣布：“谁也不准比妈妈先离开厨房！”母亲的身份，并不代表我必须在所有人走后独自留在厨房洗碗。比尔十分支持我的观点—尽管我只能把他*擅长的洗碗工作交给他，因为这活儿没人比他干得漂亮。
写到这里，有些读者恐怕会想：噢，不会吧，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光是独自留在厨房里就受不了啦。可她又不用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她的孩子们也不用坐公交车上学，育儿嫂都那么可靠，老公还愿意送孩子和洗碗。我明白，我明白，我分享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为了抱怨负担太重，而是想表明这让我更能理解无偿劳动问题。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对策，在照顾子女、操持家务时，每位家庭成员都需要帮忙。因此，在2018年夏天，我与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者碰头，请他们走访位于美国各州的十个社区，调查当地家庭如何分担照护责任，譬如他们会使用哪些省时省力的工具，如何分配照护职责，公共政策对他们有哪些帮助，收入如何影响他们的照护方式。
研究者们谈论这项研究的方式令我深受触动。相互照顾是人类的天性——照顾子女、护理年迈的父母理应是一种爱的表达。照顾家人能为我们带来人生中*珍贵的回忆。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工作理所当然应该由女性承担，那幸福就会变成负担，本该由家人共同分担的工作也就成了一种排斥手段。通过这项调研，我希望能全面展现美国家庭内部的权衡与妥协。是什么让一些人为育儿和家务放弃了收入？为什么有人选择在家工作，有人选择走出家庭？这些决定体现了怎样的性别偏见？研究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制定公共政策、诉诸市场手段，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家庭照护问题——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追求人生的价值。 催人向上的学校 大约十年前，在洛杉矶，我曾被问过一个问题。当时我正与近百名来自问题家庭的非裔、拉美裔青少年交流，一个年轻女孩突然问我：“您会不会认为我们与您无关，只是一些被父母抛下不管的孩子，都是没人要的垃圾？”
她问的问题令我震惊。我想拥抱她，想让她知道她的生命充满价值，她也与每个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在后来的旅途中，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不这样认为。与另一位年轻女性交流时，我得知她注册了一门课程，即使她次次满分，也无法凭借所学知识进入大学或在任何地方深造。我看了她的课表，有一门课程专门教她阅读汤罐头背后的说明，并记下那些内容。这就是她的数学课。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我在全美国的许多学校都见过类似的情形，一些学生在学代数II，另一些却在学记账。前一批人将进入大学，走上职场；后一批人只能艰难地勉强生存。
教育是比尔和我在美国开展慈善工作的重点。我们相信，加强中、高等教育是我国有史以来*能促进机会均等的举措。我们致力于让更多来自非裔、拉美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取得高中文凭，也希望他们中的更多人能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深造——无论男女［我正在通过自己创立的公司Pivotal创投（Pivotal Ventures）为女孩，尤其是少数族裔女孩，拓展进入科技行业的渠道。我创立Pivotal创投的目的，就是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好的学校能帮助那些本以为自己永无出头之日的学生，让他们跃入龙门。目睹这样的奇迹能让人喜极而泣。
2015年，比尔和我来到位于肯塔基州弗洛伊德县的贝琪.莱恩高中（Betsy Layne High School），这个农业地区深处阿巴拉契亚山区，当地经济因煤炭行业江河日下而备受打击。《纽约时报》曾称这里是全国生活水平*低的地区。这里有六个县在收入、教育资源、失业率、肥胖率、失能者人数和人均寿命方面排名全国后十位。神奇的是，过去十年间，尽管经济仍持续衰退，弗洛伊德县学生的成绩却从全国**百四十五位飙升至第十二位。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次，薇琪.菲利普斯（Vicki Phillips）也与我们同行，她当时是我们基金会的基础教育负责人。她对当地师生面临的挑战了如指掌，因为那都是她的亲身经历。薇琪告诉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跟她继父结了婚。他们付清了五百美元的欠缴税款，买下一栋房子。那是一套四居室，地面裸露、窗户朽烂，坐落在肯塔基州乡下的一处农场上，那地方至今依然属于她家。薇琪就在这里长大，帮大人们喂猪、种地，靠打猎填饱肚子。她家有台手摇泵，屋后有个厕所。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贫穷，因为邻居们的生活也都一样清苦。
薇琪说她的老师们对学生极其负责，但回首过去，她意识到自己当时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她考入大学，只会让她安于现状。“在我的家乡，”她说，“许多人并不渴望成绩优秀。优秀叫人害怕。”
“我父母希望我能读完高中，留在家乡，结婚生子。那天我回家告诉他们‘我要去上大学’时，我继父说：‘那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上了大学，你就再也别想进这个家门。永远别回来了，咱们不是一路人。’”
薇琪跟继父冲突不断，甚至到她离家那天依然争执不下。他说：“我们这里很安全。你是我的女儿。你去上大学，我怎么能放心呢？”
薇琪告诉我们，随后他会直接抛出*敏感的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想离开家呢，嗯？你要的家里都有。你是不是嫌家里条件不好？是不是觉得我们配不上你？”
因为担心外出求学的孩子会一去不复返，亲人们常常会问出这种问题。在他们看来，本土文化并不会阻碍发展，只会让人凝聚。在他们眼中，追求卓越也可能是瞧不起自己的乡亲。
薇琪说，这就是她成长的环境。当地文化丝毫不鼓励她继续深造。她之所以能考入大学，是因为结识了一位来自县里相对发达地区的朋友。一天，那女孩对薇琪说：“你说不上大学了是什么意思？！你明明跟我一样聪明啊！”她开始鼓励薇琪选更有难度的课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争取奖学金。薇琪就这样战胜了那种阻碍她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加入了朋友的阵营。要想脱颖而出，薇琪说，你身边必须有人支持。没几个人能独自成功。
挑战陈旧观念必然带来冲突，但薇琪毫不畏惧。*终，她与包括继父在内的家人达成了谅解。离家一年后，她在学校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里那个熟悉的男声对她说：“薇琪，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车去接你回家看看吧。”继父把她接回家中，大家重拾往日的亲情。她跟继父重新亲近起来，坦然接受了彼此的差异。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亲昵地调侃她是“我们家的小民主党”。（他们全家都是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
毕业后，薇琪先是进入特殊学校任教，后来又成为校长，*终成了一个州的教育局局长。她始终致力于破除陈规，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带去力量。在贝琪.莱恩高中的教职员工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动力。
我们在学校见到的每个人都很热情且令人印象深刻——为首的就是校长卡桑德拉.埃克斯（Cassandra Akers）。卡桑德拉对贝琪.莱恩的热爱由来已久，她曾是1984级毕业生的致辞代表。如今她依然生活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中，当上老师之后，她从父母手中把那栋房子买了下来。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所以她十分了解这里的情况，深知孩子们面临哪些困难。
“学生们必须记住，我们对他们期望很高，”她说，“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会设法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无论是教学、辅导还是额外的帮助，像食物、衣物、住处等等。我们必须照顾他们的方方面面。”
在转变陈旧观念的过程中，*大的难点就是提升孩子们的自我认知。社会、媒体甚至家人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了自我怀疑的种子。子女很容易从理想破灭的父母那里学会质疑自己，而自我怀疑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贝琪.莱恩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不自信的人总觉得有人针对自己，不少学生都认为这世界非但不关心他们，而且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种挑战越是严峻，改变他们周遭的文化环境就越有必要，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全新的环境，对他们寄予新的期望。数学老师克里斯蒂娜.克雷斯（Christina Crase）告诉我，开学**天，她就对同学们说：“请你们给我两周时间！”她不关心他们过去经历过多少失败，也不想知道他们有多讨厌数学、进度落下多少。她只说：“给我一个机会，你们会看到自己有多棒！”
她发起的课堂活动之一，是帮学生们建造小型摩天轮。她**次向全班同学宣布这个设想时，学生们都以为她疯了，不过他们依然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这可比上数学课简单多了！他们开始踊跃地建造摩天轮。后来克雷斯女士讲正弦、余弦时一拿摩天轮举例，他们就全听懂了。
他们不但听懂了，而且掌握得很好。一次，几名同学参加完县里的一场嘉年华归来，冲进教室说：“克雷斯女士，我们没坐摩天轮。”
“为什么不坐呢？”老师问。
“我们觉得它的结构不够牢靠。”他们说，接着就开始用微积分和三角函数阐述理由。
课堂参观结束后，比尔和我来到食堂跟同学们一起吃午餐比萨。一些同学坦承自己起初不敢选大学先修课程，因为“先修课程是聪明孩子学的”。不过他们依然学了，而且很有收获，*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聪明孩子”。
好的学校不仅教书育人，还能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