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景观革新(公民实用主义与美国环境思想)/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致 谢 我谨在此向巴利·博兹曼、吉姆·柯林斯、简·迪扎德、安德鲁·赖特、多恩·洛布、鲍勃·曼宁、柯特·迈因、布莱恩·诺顿、菲利普·保利、鲍勃·派珀曼·泰勒、斯蒂夫·派恩以及保罗·汤普森等人表示衷心感谢——从本书思想初显雏形到*后付梓，感谢上述每一位在本书撰写期间提供了有益建议和热情鼓励。我还要诚挚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三位匿名评审对本书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他们在本书草成阶段提出许多极富洞见的批评，令我受益匪浅。本书呈现出的所有优点都仰仗各位的帮助，而所有未尽如人意之处则无疑源于本人能力的不足。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克雷·摩根始终热情地支持本书的出版，我在此对他的出色建议和持续引导表示由衷感激。我还要向莫特·蒙克以及简·梅恩斯坦表达谢意，两位都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他们向我提供了亟需的研究时间，以*终完成本书。*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柯利，她坚持不懈地支持我的写作，在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为我承担了许多，对此我深表感谢和钦佩。 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曾经出版过。第三章中的内容曾经以《作为实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的区域规划》为题发表，被收录在我与罗伯特·曼宁编著的《重建自然资源保护：找到共同点》（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3，pp. 93—113）之中。而第四章内容的雏形也曾经以《荒野与明智地方：本顿·麦克凯耶的实用主义观念》为题，发表在《哲学与地理》（vol. 4，2001，pp. 187—204）中。这部分内容经过大幅修改和扩充，*终成为本书的结论，在此我非常感谢出版商允许我将这些材料纳入本书。*后，我要特别感谢达特茅斯大学的特辑图书馆允许我使用麦克凯耶文集；以及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图书馆允许我从《奥尔多·利奥波德文集》中获取原始资料，这些都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章 公民实用主义与美国环境革新 环境保护主义忽视的“第三条道路” 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传统常常被描述为在截然相反的两种道德视角之间撕扯。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带有透过人类利益的视角看待环境问题的倾向（通常注重经济利益的得失）。另一种则为生态中心主义，坚守自然固有和内在的价值——尤其是在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方面。在老生常谈的浅层生态主义（或者改良生态主义）与深层生态主义激进的世界观差异中，这种道德分裂表现得尤为明显。深层生态主义认为，浅层生态主义只对生态问题提供了改良方案，其弊病在于政策施行上的零敲碎打，以及将注意力肤浅地集中在促进人类健康和环境便利上。深层生态主义则提出一种大胆的物种平等主义观点，严厉批判现代的高科技工业社会，并在生物中心和生态中心原则基础上制定了意义深远的环境政策日程表。 对美国环境思想发展的历史叙述势必会增强一种双重理解。例如，提及美国环保主义道德基础的断裂，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经常会回溯20世纪初期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赫奇赫奇峡谷在建设大坝时，约翰·缪尔与吉福德·平肖之间的对决。在这场论战的传统版本中，缪尔（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和历史上*伟大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之一）狂热赞美荒野自然在精神上和审美上的特质，并且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手段保护赫奇赫奇峡谷免遭大坝建造者的破坏，此举被后来的环保主义者视为英雄行径。而更加注重实用的美国国家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由于坚决拥护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在这场道德剧中被涂抹为反自然主义者，扮演支持发展的恶人，为修建大坝辩护，他的行为被视为只知“*大化利用”自然资源却不考虑自然景观的非物资价值。缪尔和平肖就该不该建造赫奇赫奇大坝争吵不休，学者们后来对这场论战的解释进一步坐实了环保主义二元论的不名誉形象：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即对于自然资源的明智或者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与环境保存主义（有时也被简单地称为“环境保护主义”，决心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免遭人类开发利用的侮辱）之间的意见分野。 这种二元论的描述抓住了贯穿整个美国环境思想发展和政策革新全过程的真正冲突，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抗生态中心主义的构架，尤其以多种教条的变化形式，过于简化了事实上复杂且含义丰富的道德传统，这种道德传统并非前人已知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在思考环境规范和环境政治问题时，这种非黑即白的极端论述尤其妨碍人们形成更加温和且具有哲学思辨性的多元方法，即在“人类优先！”和“自然优先！”两个激情四射的阵营之外，给出更具实用性的选择。 在本书中，我试图重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思想蓝图中丢失的实用主义方法，或者称为第三条道路传统——一种几乎被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过度发展的传奇完全埋没的哲学方法。我认为，这第三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传统是20世纪前半叶一小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境规划师取得的*强有力的进步。他们包括利伯蒂·海德·贝利，一位园艺学家和乡村改良者，在西奥多·罗斯福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主要负责解读农业问题；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更是一位区域规划思想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在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中；本顿·麦克凯耶，林业专家、环保主义者（也是芒福德在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同事），于20世纪20年代提议建设“阿巴拉契亚小径”；*后是林务官、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就了经典的环境保护作品《沙乡年鉴》。 在这群人中，只有利奥波德常在当代环境问题讨论中被提及。利奥波德由于向我们提供了新的土地伦理而被奉为圣人，这种自然世界的导向通常表现为在缪尔古老的生态中心环保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生物中心主义）基础上融合了20世纪中叶群落生态学更加成熟的科学视野（与少许平肖式的管理实用性）。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关乎非人类自然界的权利和爱，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环保主义者、环境保护专业人员和学术界发现后，立即成为他们信仰的道德宣言。今天，土地伦理（以及提出这一理论的《沙乡年鉴》）成为环境保护人士广泛遵循的《圣经》。 我将在本书中挑战对已知环保传统的理解，从不同角度阐述利奥波德观点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将分析贝利、芒福德和麦克凯耶等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环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重点阐述这些并不为人熟知的思想家的好处之一，在于为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史引入了人类与自然关系中可供选择的其他景观、理想和模式。传统上，对美国环境保护主义根源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一直沉迷于平肖等自然资源保护者以及缪尔和利奥波德等热衷保存野生世界的偶像级人物的思想。因此，我们几乎从未听到诸如贝利对乡村和土地问题的见解等其他声音，也就不足为奇。同样，芒福德和麦克凯耶的区域规划传统也并未被划入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和哲学研究范围之内。我认为这是不幸的损失，尤其考虑到在20世纪初期美国环境保护主义改良发展的宏大背景下，这些人物提出的线索其实意义十分重大。虽然我在本书中分章节进行了详细阐述，但是环保思想的第三条道路传统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它支持环境价值和行动的多元化范式，既包含对自然的谨慎利用，也容纳对自然的保存，而并非要求我们必须在这些承诺中做出非黑即白的选择。5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它接受经验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相互渗透，承认在环境思想和实践中方法与目的的基本连贯。就其本身而论，作为环保主义一条线索的第三条道路传统，无法被准确地定义为严格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它融合了上述两种思想的重要部分，以带来更加全面、均衡和实用的人类环保实践。 而且，这种环保思想务实的一面认为人类完全嵌入自然系统之中。然而，这一认知并未得出人类因此完全屈服于自然的结论，也不意味着人类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时无须设立道德界限。正相反，第三条道路倡议更加宽广和综合的前景，其中人类的理想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其他非物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被理解为滋生于自然和人造的环境之中，通过深思熟虑且广泛的区域规划和环境保护努力获得并得到促进。虽然尊重荒野地理及其价值，第三条道路传统也代表了从环保主义纯粹的保存主义形式中的后撤，致力于使科技企业呈现适应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形式，支持景观上的可持续群落发展。 *重要的是，贝利、芒福德、麦克凯耶和利奥波德的哲学思想形成了环境保护思想中基于政治基础上的公民精神传统。我认为，上述这些思想家对20世纪前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及在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公民能力深感忧虑。虽然他们（尤其是贝利和利奥波德）常常忙于呈现我们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特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进一步阐述为对环境固有价值的一种承诺），但是他们也认为，在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批判和转型中，公民对自然的态度是可以借助的实用主义工具。他们致力于土地保护以及地区和荒野规划，此举同时也在宣扬环保思想的价值，尤其倡导追求“平衡”或者“健康”的景观规划理想，推进重要的公共责任，因为它是现代民主社群内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利、芒福德、麦克凯耶和利奥波德致力推动的环境改良不再狭隘地局限于转变个人的环境意识（似乎是今天许多生态中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而是展现出更加具有雄心壮志的道德和政治图景，并被视为推进公民重建和社会改良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