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读书

《我与：创刊四十周年纪念集》：我在边区联中读初中的时候，正是大量阅读苏联文学作品的时期。我们对苏联文学的态度是：不分析，不批判，全盘接受。读过的有《恐惧与无畏》《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粮食》《苏联作家七人集》和《团的儿子》，其余的已经忘记了。这些都被称为革命文艺作品，老师鼓励我们读，并强调向作品中的人物学习。苏联以外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读得很少，只读过《木偶奇遇记》和《冰岛渔夫》，不过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苏联文学作品说教的意味太强，描写的事务太险峻，总号召人民为伟大的事业牺牲；而西方的作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带你到奇异快活的地方去游历。我渐渐不爱读苏联作品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苏联文学像洪流一样冲击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头脑。冲击力*强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几乎没有同学不读，读过没有不被感动并下决心向保尔、卓娅和奥列格学习的。中学还成立过“保尔班”和“卓娅班”。这些书宣传的都是美好的共产主义，教导我们去实现它，不怕流血牺牲。为实现共产主义，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但个人的现实生活呢？有衣服穿还想穿得体面一点，除面包外还能喝上肉汤，房子住得宽敞一些，不是也舒服嘛。但这些思想苗头在书里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瓢泼大雨似的宣传攻势下，我当然没有细想，也无法细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著名英语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和杂文家舒展兄，都是与我经常聊天的朋友。董先生长我十岁，不吸烟，除读书外好像没有什么嗜好。舒展兄也不吸烟，但嗜好啤酒。每次来看我都带一升啤酒，我们边喝边聊。董先生跟我说过，中国对苏联文学的宣传他不理解，总觉得有些文章是廉价的宣传品。什么蹩脚的作品都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荣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并宣称为伟大作品。董先生读苏联文学作品产生的印象与介绍到我国来的苏联文学评论联系不起来。我当时谈起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肆无忌惮，信口开河，对苏联文坛上的大作家妄加评论。我说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没有文学价值，是一部吹捧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品，而农业集体化使农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译成中文竟有四大卷，谁看呢？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也译成中文出版，这两本书比《磨刀石农庄》还蹩脚。巴巴耶夫斯基复员后，找不到工作，听说写书可以维持生活，便写了《金星英雄》。写好后到莫斯科找出版社。碰巧遇到担任《十月》杂志主编的潘菲洛夫。两个文盲一见倾心，巴巴耶夫斯基拜潘菲洛夫为师，把稿子交给潘菲洛夫，潘菲洛夫向日丹诺夫报告小说内容无政治问题，就在《十月》杂志发表了。一个文盲一夜之间成了大作家。潘菲洛夫也文字不通，三十年代受到高尔基的严厉批评，不得不向高尔基检讨，但仍然被当局钦定为大作家。所以他特别愿意把同样文字不通的巴巴耶夫斯基包装成大作家。我还记得中国作协邀请巴巴耶夫斯基访问中国的图片中，有作协领导围着他虚心请教的样子。当年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中国一定尽快翻译出来。《旅顺口》就是一例。这是一本描写一九O五年日俄战争的小说，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打仗的书，慈禧竟然宣布中国中立。书中的中国人不是妓女便是红胡子。书不是在中国翻译的，也不是在中国首先出版的，但一九五四年中国国家出版社再版了。我还告诉两位好友，高尔基不是革命的海燕，也不是列宁、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完全不同。高尔基认为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应当首先发展科学教育，培养新知识分子，重视老知识分子。他为拯救知识分子，多次找过列宁，跑断了腿。列宁感到高尔基碍他的事，便动员他到国外疗养，高尔基不得不离开苏联。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的关系也不好。列宁格勒党魁季诺维也夫竟抄了高尔基在列宁格勒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