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东北流亡文学史料研究汇编

忆木天 钟敬文 1926年8月，大概是初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借一位朋友的引带，到创造社出版部的分部去看了看。那是在一条短僻的街里的小楼上，房间很小，书刊却排列得很整齐。四壁上贴着一些用信笺和粗纸作的字画。有几幅是人物的漫画像，画的有成仿吾、郭沫若、穆木天，还有王独清的一张照片。木天的那幅*有意思，画的是他那高度近视眼看报的情形，上面还题有两句赞：“北国之人，一团闷气”。后来，我到他和郑伯奇、王独清住的文明路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去过。那是座西式楼房，叫它大钟楼，其实当时既办公，也住人，现在是鲁迅纪念馆。那时鲁迅先生刚来不久，就住在二楼。 在那里，我**次见到木天本人。他比我略大几岁，不会说社交场合的寒暄话，显得很严肃，确给人“一团闷气”的感觉。其实，在熟人之间木天是很爱说笑话的，往往还会因此而得罪人，谈起文艺创作或理论问题，也是滔滔不绝的。当时我们交往不多，他不久就到北方去了。 20世纪30年代，木天从东北老家去到上海，在左联搞诗歌组，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一些诗歌评论，如论郭沫若、王独清、徐志摩的那几篇，很有分量，曾给我很深的印象。木天写评论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他有文学功底，能具体分析，所以不教条，不流于肤浅。而且，他自己是搞创作的，能理解作者，理解作品。是深入进去了，再出来评论，所以深刻。不像有些人，不走进去，站在门口就评起来了——倒像是法官，只管按法律条文，对号入座，量罪判刑。好的作品是有创造的，是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怎么能按条文判呢？搞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人*好是有创作经验的人，其次是要有品位、有欣赏能力，然后才是评论。也就是说，首先要深入进去，然后再做评论。 在中国诗歌会和抗战初期，木天搞诗歌大众化，我很理解，那是时代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香港时，搞过方言文学，是按南方局的意见做的。因为，当时广东和广西的一些老百姓不懂普通话，搞宣传，要有效果，就要用方言，当时是正确的。**次文代会之前，曾起草过一个关于全国各地进步文艺开展情况的报告，我负责写开展方言文学方面的情况，但这一部分后来没用。中央对这个问题做过批示，大意是：全国解放了，要推广普通话，不要搞方言文学了。这叫彼一时此一时也——要从时代的需要考虑。 皖南事变后，在大城市里，一切有利于抗战和民主的工作都难于开展，很多朋友都转到比较偏远的地区去搞教学。我和木天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是在1940年年底，中山大学由云南澄江搬回粤北坪石。校部就在坪石县城里。我和秋帆在文学院任教，院部在铁岭。我家就在铁岭旁边一个叫莲塘的小村子里。木天和彭慧在师范学院，院址在管埠，他们家就在村路旁的一座土屋里。土屋矮小而潮湿，木板床下面铺着白石灰，一张破木桌上摞着两堆书，凳子只有两个。一个大木箱，既可装东西，也可以坐人。 当时在中大师院中文系任教的还有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和吴世昌。木天、彭慧和他们在一起，彼此处得很不错。秋帆在师院兼课，每周都要跑30里路到管埠去一趟，我有时也去。木天、彭慧有时带着女儿立立来我家，还到离莲塘不远的金鸡岭去看洪深。那时，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虽然已侵入这个在群山中的学府，但进步势力仍相当地存在着。记得1941年郭沫若五十大寿时，为了给左翼文化壮声势、扩大影响，大家给郭老祝寿。我和木天、彭慧几个，共8位在文艺界有影响的中山大学教授（可能有洪深、陆侃如、冯沅君、吴世昌、陈麒祥）联名写了给郭老的贺信。此事曾引起中大校方的注意。当时在中大任教的左翼人士还有王亚南、梅龚彬、石兆棠等。起初，大家还能聚在一起，谈谈形势，谈谈想法。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于是都陆续离去了。 木天、彭慧离开中大后，去到桂林。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粤汉铁路，第三次攻打长沙，终于得手，沿铁路，一直打到贵州。沿线老百姓遭了大殃。我和中山大学的一部分人员逃到广东*西部的连县，在山沟里蹲了大半年。木天、彭慧是和桂林师院的师生一起，在广西和贵州的山岭之间逃来逃去。那真是一段艰苦的年月！ 再见到木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了。我从1950年起就在北师大任教，是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1952年彭慧先来到北师大，后来木天也从东北师大调来了，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木天教书极认真，对学生要求也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两人还经常主动要求教习作，认为此课既能培养创作人才，还可了解学生思想状况。这是个很好的想法，许多人未能想到这一点。木天给学生批改卷子仔细极了，从中看到有不健康的思想情绪，还找来谈话，鼓励他们进步。他老想着帮助别人进步，后来倒成为别人批判帮助的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