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少年/秋微

杨震宇是我初中时代的第二任班主任。他在我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出现，只教了我们三个多学期，没等我们初中毕业，他就去了海南。他走的时候，我们十四五岁，他不到三十岁，都在各自的好年华。他走得很突然，一切都不在计划中。等过了很久，才渐渐看清，所有“突然”都是“必然”的结果。从当时发生了一些事，到听说他的决定，到他真的离开，再到他走后我们面对的来自成人世界的报复，前后只有几周。快速的变数令少年们被迫快速地成长，大概长得太快，不得不用后来的很多年不断反刍，以“确定”那个成长，或是说，“安抚”那个成长。杨震宇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要去做地产了。大家也没问什么，说实在的，他说他决定做什么我们都不会感到奇怪。反正杨震宇从出现起就不按常理出牌，渐渐在我们之间奠定了一种调性，见怪不怪，好像只要他在，一切发生皆有可能，一切存在即是合理。我记得在他任教期间，有一个假期，他去拍了电影。那个时候，电影是一个遥远的非常模糊的概念，只跟那些一辈子都不会有关系的只存在于影像中的名人有关。然而有那么一天，一个近在身边的人，竟然去拍了电影，我少年的心和那年流行歌里唱的一样，开始有点相信，世界上大概就是有“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这种事。杨震宇自己对亲历电影拍摄倒是没有太过激动。他跟我们说他在里面演一个土匪，角色在走投无路之后占山为王，从此快意恩仇，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劫富济贫，只分财物不近女色，豪迈得特别单细胞，符合那个年代对“好汉”的定义。 “桌子上摆的其实是午餐肉，有时候同一盘，拍一天，端上端下十几次，回回都得真吃，到后来都快馊了，照样得吃！还得假装吃得特香！” 杨震宇这种零碎的幕后分享，在课堂上深受欢迎。好几次下课之前，他兴致来了，会应我们的央告讲一小段。好多电影制作的画面经他一描述，猛然时空交错，渗着一种狠呆呆的侠气，我听他说那些，脑子里出现的都是《水浒传》。说真的，杨震宇干的那些事，就算是在今天，发生在一个小城的普通中学语文老师身上，也应当算新奇吧，何况那是二十年前，何况我们那个地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那么安然地无名着，没有山高水阔的著名景点，没有财政傲人的GDP，没有被掘地三尺挖出来的土特产，甚至都没有猛然出过名噪一时的选秀艺人。人们安居乐业，没什么人上过头条，没有事件上过热搜。我们也并未被教化去计较这些，所以常年保持着一种不经意的安于现世的骄傲。对了，“骄傲”。杨震宇常常鼓励“骄傲”。这看起来跟当时《中学生守则》里明文规定的“戒骄戒躁”背道而驰，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知道杨震宇非常在意“骄傲”。 “得干点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是他常常挂在嘴边对我们说的话。除了说，他自己也是这么示范的。不管他选择做什么，他总会把那件事弄得有那么几分值得骄傲。杨震宇拍那个电影时想必入戏很深，他刚从剧组回来的头一个月，举手投足之间都还存留了一股不好描述的“气概”。从我们教室到办公楼之间有几百米的距离。从教室窗户望出去，能准确观察到杨震宇的行踪。那阵子，他走在校园中，总爱半低着头，身体略微向前倾，样子特别专注，看起来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好像脚掌跟地日久生了情，鞋底非得在石头地面上踩出脚印才对得起那些用了心的重复。那种不好描述的“气概”跟他的背影交织在一起，里面隐约闪动着的一股子劲儿，似乎就是他经常说的“骄傲”。杨震宇也很在乎“自己”，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一下课就是他自己。他没这么说过，但用行为阐述得极清楚。他重“言传”，更重“身教”，他自己做不到的事绝不苛责我们。他重视“做自己”，他自己以身作则。当他宣布下课离开，走在校园中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好像瞬间就跟课本无关，跟校园无关，跟我们也无关，那一刻的他，是一个“人”而不只是“老师”。他也是**个对我们强调“做自己”的老师，鼓励我们成为“自己”而不仅仅是“学生”。他对我们是不是听话完全无所谓，他从来没有因为“听话”而赞扬过谁。他在的那几个学期，我们的天性释放得*彻底，大家都跟向日葵似的，应着阳光自在地疯长，放松并尽兴。他来，就上课，他一宣布下课，即刻集体放风，想干吗干吗。不像对待别的老师，还要留出至少五米的距离或三分钟的空隙才敢懈怠。我们在杨震宇面前不太讲规矩，他也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他自己”和“我们自己”，以及这之间蓄意留出的距离。那个距离，让骄傲中又分明有种寂寞。也或许，骄傲本身就是寂寞的吧。